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说到了中国图片社每个人的心坎上。

　　拥有72年辉煌历史的中国图片社，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批准下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国家级图片社，是当今国际一流的新型综合影像服务机构。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图片社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新中国影像事业高度重视的一个生动缩影。

1974年8月建成的位于北京市宣武门的中国图片社大楼。

　　一、周总理是新中国摄影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周总理与摄影事业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1938年，荷兰著名导演、欧洲反法西斯战士伊文思打算赴延安拍摄抗日纪录片，在受到国民党阻挠后，他决定将电影摄影机送给八路军。经周恩来精心安排，著名摄影师、导演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在汉口郊外一条马路边秘密接受了伊文思赠送的电影摄影机和胶片，之后奔赴延安。

　　1938年，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和图片摄影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正式成立。同年底，为筹备翌年的“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亲自部署从西安调运胶卷、放大纸等摄影器材到延安，就是靠这些摄影器材，石少华同志（时为抗大三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组成员，建国后曾任图片社第一任经理）才有机会拍下“毛主席和小八路”“毛主席和杨家岭农民谈话”等传世之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政府机构时，老一辈革命家胡乔木、廖承志和新闻文化界老前辈萨空了等，都向周总理提出要建立新闻摄影机构的设想。周总理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采纳了这一提议。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设立新闻总署，从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与周总理保持联系的萨空了，被任命为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同时兼任新闻摄影局局长。这个在周总理亲自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成立的新闻摄影局，就是中国图片社的前身（1950年5月，新闻摄影局开始以“中国图片社”名义对外发稿）。

　　1951年7月25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亲自签发了“中国图片供应社”营业执照（之所以加“供应”两字，是为了打破西方新闻封锁，便于和外国图片代理机构开展业务合作与交流）。

　　二、中国图片社的发展壮大，始终凝聚着周总理的巨大心血。

　　（一）“充实中国图片社”的批示，在中国影像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周总理为中国图片社吹响的向着国际一流图片机构奋斗的进军号角

　　1952年2月12日，为适应摄影事业的发展，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会议决定撤销新闻总署建制，将中国图片社划归新华社管理。之后的几年里，在新华社摄影部领导下，中国图片社业务发展迅猛，成为一流的新闻图片供应机构。

中国图片社王府井营业楼建成开业时的职工合影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前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外事活动大幅增加，出国大型展览、外宾送礼照片数量激增，来华外宾对新闻照片的需求日益增多，有关部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还要求统一冲洗外宾在华拍摄的胶卷。这样，仅靠新华社现有人力、物力已难以应对如此繁重的照片制作任务。为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专门邀请外交部、新华社等十个单位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解决办法，并向陈毅同志和周总理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对外展览照片和对外送礼照片工作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要“充实中国图片社使之真正担负起供应外宾照片和代外宾、外国记者、各国驻华使馆拍摄、编选照片的任务”，并提出五点具体建议：一是补充照片制作工人；二是增加对外展览照片的稿源；三是购置进口感光材料和设备；四是补充编辑、资料人员；五是在王府井设立门市部，充实中国图片社。

　　周总理于1964年5月24日批示：“承志、一氓、张彦、际春、夏衍、梅益（代）、朱穆之（代）各同志：

　　此件在我处压了很久。我的想法，根据我们在国内外有关图片、照片和新闻电影片的展览、赠送和摄制看来，是多而重，水平不高，人员重复，而不是少了。我提议，请外办张彦同志负责召集一次会议，不仅邀请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而且邀请直接掌握业务的摄影记者、拍片人员和编制人员参加，各抒己见，彻底讨论一下。希望能在统一事权，各守专责，互相协助，避免重复，集中人力，节约器材，提高水平，发挥实效的要求下，定出一个全面分工计划。为实现此计划，可以提出购置器材和调配干部，培养技工的方案。对国内生产器材，也望文化部在五年计划中提出一个全面方案。”

　　周总理的长篇批示，高屋建瓴，周详具体，既有很强针对性，又有现实操作性，相关部门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中国图片社得到了极大“充实”。

　　一是中国摄影学会停止使用“中国图片社”名称，国内照片供应业务从中国摄影学会回归中国图片社经营，对内和对外照片供应业务首次实现统一经营。

　　二是中国图片社王府井营业楼于1967年1月在北京市王府井81号破土动工，并于1968年1月1日正式开业。

　　三是中国图片社外宾服务部从王府井12号搬入新建成的中国图片社王府井营业楼，随后，服务组、车间供应组也从新华社摄影部搬到新营业楼，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图片社门市部正式诞生。图片社负责发行的新闻展览照片，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全国17 个省市相继建立了展览照片“地方发稿站”。

　　如同毛主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伟大号召一样，“充实中国图片社”的重要批示，永远是中国图片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周总理亲自领导了中国图片社将黑白照片染印成彩色照片的试验，成功填补了国际空白，开创了我国彩色照片制作业的新时代

　　早期的中国图片社，一穷二白。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彩色照片已风靡市场，但中国条件有限，无力引进“彩色染印”技术和设备。中国图片社克服人员、资金、资料、设备、材料等严重不足和落后重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1969年，终于试验成功将黑白照片染印成彩色照片。

　　试验成功后，制作出样片送中央领导审阅，其中一张是周总理同西哈努克亲王在一起的用黑白底片染印成功的彩色照片。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好奇询问“黑白照片怎么会染印成彩色照片呢？”并赞赏“你们做了一件非常大的好事。”

　　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图片社发明的彩色染印照片技术得到了迅速推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黑白照片，被中国图片社染印制作成彩色照片。它是毛泽东的第一张彩色照片，也成为毛泽东所有照片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使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传遍全世界。

　　此后，中国图片社先后染印完成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历史照片100多张，接着又把这些彩色染印照片翻拍成彩色底片，存入底片库，供放大彩色照片时使用。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热情支持，中国图片社在国家外汇极其紧张、国内又不能生产彩色感光材料的情况下，成功研究出染印法，使彩色照片得以普及，特别是把珍贵历史资料照片染印成彩色照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我国彩色照片制作业的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贡献。

　　（三）周总理亲自批示新建中国图片社照片洗印大楼，中国图片社面貌焕然一新

　　1971年，国内外所需照片量大幅度增长，图片社经营规模日渐扩大。新华社决定为图片社新建照片洗印厂大楼，并将此报告送达中央。周总理于1971年12月6日亲笔批示：“原则拟同意，地址可否选用新华社附近现有机关加以改造，既可节约，又可不迁民居，妥否，请计委与北京市革委和国务院管理局一商。” 李先念副总理接此报告后，于1971年12月7日批示：“请计委照总理批示办，可否由宝华、良汉同志找北京市有关同志一议。”1972年1月4日，国家计委批复新华社：“同意你们新建照片洗印厂，并列入1972 年计划。设计和施工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安排。” 由于总理的重视，此大楼被列为北京市“拳头”工程之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还亲自到图片社大楼工地现场办公。多年后，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视察新华社时，还亲切地问起中国图片社的事情。

　　1974年秋，在北京的黄金地段宣武门外大街北端西侧路口，一栋占地面积10360平方米、高32.65米、地下人防250平方米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这就是新建成的中国图片社大楼。迁入新址后，图片社进一步充实了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担负起新华社国内外新闻发稿照片、全国新闻展览照片、各有关单位举办出国展览、向外宾送礼及所需资料照片的制作、发行和供应等任务，硬件、软件发生质的飞跃，图片社的事业揭开新的一页。

1973年中国图片社考察团访问联邦德国

　　（四）周总理批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结束了中国不能冲洗彩色照片的历史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此时国内还没有先进的照相及冲洗设备，更不具备大量和快速冲洗彩色照片的能力和技术，遇到重大事件需要拍摄和冲洗新闻照片时，都要送到境外处理。因此，在这次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中，中方没能拍下彩色照片。当年4月，毛主席看到一本美国刊物报道尼克松访华时，自己与尼克松会见使用的是黑白照片，便问工作人员：我们连个彩色胶卷都没有?后来，周总理亲自指示新华社立即解决彩色照片的冲洗问题，明确表示：“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请新华社办理，需要的外汇和厂房，报告中央给予解决。”

　　1973年2月14日，新华社组织以时任中国图片社总经理陈勃同志为组长的摄影技术考察组，赴联邦德国考察彩色冲洗设备，以50万左右美金订购了世界先进的彩色自动冲洗、放大等设备，又向美国柯达订购了彩色分析仪、彩色感光测定仪等设备。

　　1973年10月底，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访华。在会谈中，周总理得知中国当时还不能冲洗感光度为100度的彩色胶片，澳方记者只能每天派人将胶片送到香港冲洗，再传真回澳大利亚，“叫我们国家人民也早日了解中国。”

　　此事进一步“刺激”了总理，他下决心建立中国的彩扩中心，争取三年赶上国际水平，指示有关部门从政策、人力、财力等方面加大对新华社的支持力度，尽快将中国图片社建成一流的图片冲洗基地。

　　1974年，中国图片社大楼竣工，从国外订购的设备也已安装到位，一批年轻的技术人才完成培训，扩建后的中国图片社彩扩中心在新址正式开业，彻底结束了中国不能大规模冲洗彩色胶片的历史。1975年，当澳大利亚总理时隔两年再次访华的时候，随团摄影记者的彩色胶片已经能够在北京冲洗了。

　　（五）周总理十分关心中国图片社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和图片人结下无比深厚的情谊

　　周总理曾自称是新华社的“夜班总编辑”，也曾开玩笑说他是中国图片社的“后勤部长”。

　　他的心中时刻牵挂着中国图片社的职工。他派人给中国图片社送来一些大萝卜，大家舍不得吃，送到新华社大食堂煮汤，让更多的同志感受总理对新华人的关怀。他请图片社职工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人的座位在第三排，他的座位在第六排。

　　他十分关心年轻职工成长，20世纪70年代初曾就“培养青工”作出批示。中国图片社专门建立了“培训组”，对招收的100名青工进行了系统的技术培训。经过一年的学习培训，每名青工在业务理论、洗印技术以及生产实践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成为生产上的生力军。此后，中国图片社成为全国图片行业技术人才的摇篮，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他还提出办摄影学校来训练记者的设想。1955年12月10日，周总理接见西德作家马蒂阿斯时，对新华社记者谈培章说：“你们可以办一个摄影学校来训练记者，提高摄影技术，现有的摄影记者也可以去学习学习。”

　　他十分喜欢和图片人打交道，与不少人保持着纯洁的友谊。周总理是图片社第一任经理石少华的“救命恩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少华被批斗，有次造反派偷偷将其关在一个地下室，生死关头幸得总理营救才获释。“解放”后，经毛主席点名，石少华被安排到国务院文化组任秘书长，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

　　1980年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的杜修贤，1960年在中南海摄影组时，就是周总理的专职摄影师。

　　周总理时时刻刻关心着图片事业的发展。1958年7月中旬，周总理在上海视察时，对新华社记者贺昌华、曹兴华（曾任中国图片社副经理）说：“报纸不单是文字，也要有图片，报纸没有图片就不生动。对于一项重要创造，不要单是拍一张照片说明有这样一项创造，还要拍这项创造的具体生产过程……新华社要成为一个拥有全套图片资料的权威机构，如一件东西，从开头我们只会做简单的到将来我们会做最复杂的整个过程，都应有图片资料，以供若干年后研究用。”

　　中国图片社多位职工还应邀到周总理家做客，又是吃饭，又是照相，又是打乒乓球，亲如一家。

　　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摄影家，长期拍摄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他和图片社的一些同志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将自己拍摄的一些珍贵历史底片无偿捐赠给了新华社。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支持下，中国图片社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权威、最先进的图片机构，创造出多个全国“之最”，开拓并引领了我国摄影事业发展的历史潮流。

　　总理情系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社广大干部职工也深深爱戴着总理。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保证全国人民对总理悼念活动的需求，在总理逝世后的40多天里，图片社干部职工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 一边哭一边干活，创造了生产发行总理标准像、生平照片458万张（相当于1975年全年的产量）的“不可思议的奇迹”。

　　1977年1月，图片社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共制作了总理光辉形象照片44万张。

　　同时，为了缅怀周总理伟大的一生，中国图片社总经理陈勃主编了《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摄影画册，这也是总理第一本彩色影集，共收入总理生平照片60张。

　　日理万机的新中国开国总理，如此亲自领导，亲自批示，亲自推动中国图片社的各项工作，实属罕见。他对新中国影像事业的关怀，对新中国形象宣传的重视，对新华人和图片人的殷切期望，令人感动，催人奋进。

　　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图片社的重视支持，是激励中国图片社不断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加快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新型综合影像服务商，以此告慰敬爱的周总理。

　　（段芝璞，作者系中国图片社董事长、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纪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