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谈一本清代的书籍，你会首先想起哪一本？《红楼梦》？《随园食单》？抑或是《浮生六记》？
长达268年的清王朝，孕育了许多书籍的故事。其中的任何一本，按照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办法，无疑都可以做一篇考究的文章。可是，如果想给清代的书籍描绘大致轮廓，讲述它们的物质形态和内容，谈谈它们的著述、编辑、刊印、流通和阅读的情况，一本本地考究下去似乎于事无补。根据有关统计，清人著述超过20万种，在数量上已令人望而生畏，遑论旷古烁今的《红楼梦》和《四库全书》，甚至在今天衍生出“红学”与“四库学”这样的显学。描绘清代书籍的样态，于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如何讲述清代书籍的故事，如何在历史脉络中宏观把握清代的书籍，如何妥善看待清代书籍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这些问题回答起来都不轻松。可是，它们毕竟值得回答。新近出版的《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徐雁平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以下简称“《清代的书籍》”），从许多方面看，都像是在回答以上几个问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结项专著的第六卷，《清代的书籍》以11章的篇幅，论述清代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11种现象，展现了数十个耐人寻味的书籍故事。全书以“书籍的流转”为脉络，重点关注了“书籍的生产”、“书商的作用”、“书籍与清代学术风气”等九类特色文献问题，体现了作者对文献流动性的高度重视，对“动态的文献”和“有社会情缘的文献”的深切关注。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秉持“群”的思维及“眼光向下”的关切。而全书所引入的“书籍史”视角以及最终关注的“文献文化史”，则为清代书籍的研究导引了许多新的议题。
一、如何描绘清代的书籍盛况
道光十年（1830），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十年前，听闻高邮王引之（1766-1834）准备刊刻著述，扬州人汪喜孙（1786-1848）于十一月初七日写下一封信，自告奋勇地为王引之提供了一份关于书籍运作的总体方略。
就刻书而言，汪喜孙认为，王引之的著作是必传之作，应当像宋版书一样，从全国各地选取精良的纸墨，运抵北京开雕刷印，以便著述传之千秋。就书籍的流通而言，汪喜孙认为这些著作应当参与更为广阔的书籍大市场，并永久地藏之名山，即它们应当被纳入东亚书籍交换市场、国内藏书机构贮藏系统、海内外书籍贸易体系。以刷印二十部著作为例，汪喜孙认为，其中应当有两部著作投入东亚书籍交换市场：一部由陈奂转交苏州书市，通过与日本书坊沟通，换取《群书治要》等书，另外一部交给北京琉璃厂书坊，以换取朝鲜图书。此外，有九部著作应当贮藏在国内藏书机构：其中三部呈交阮元，放在阮元在庐山、西湖、焦山三地所设的“书藏”，一部交给曲阜孔氏家族，三部交给徽州紫阳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一部交给宁波天一阁，另外一部连同书板珍藏在高邮王氏家庙。最后剩下的九部则加入到海内外书籍贸易体系中，部分交给广东的洋船，运销海外，部分交给江浙书坊，拟定合适价格，以换取所需的数十百种图书。
尽管尚无证据表明王引之采纳了汪喜孙的建议，但汪喜孙这份书籍运作的总体方略，却揭示了清代书籍丰富的意涵。彼时一位著名学者的著述刊布，已然触及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书籍大市场。而学人对书籍流转的深度了解也表明：围绕京杭大运河和南方广阔的海洋线，清帝国的书籍在河海之上“流动”，参与东亚乃至全球的图书交换。在流通之外，清帝国的书籍还拥有书藏、藏书楼等各种相对稳定的归宿，从而为地域性的读书环境和持续性的学术传统奠定基础。
以上，是《清代的书籍》所讲述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从王引之的著述刊刻出发，最终生发出对清帝国海内外书市思考的大问题。而类似的书籍故事，在《清代的书籍》中并不罕见。
小说戏曲里的清代书事，是《清代的书籍》经常讲述的又一类书籍故事。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翻开清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我们很难不被文中所涉书事所吸引。不必说忠厚的马二先生，以及他所提拔而终于变质了的匡超人，单是供给马二的文瑞楼等书坊，就足够表明书籍的流通如何塑造了许多读书人的命运。关于这些书事，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有较多的引述，以此说明这个时代的出版已深刻影响了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则将书籍作为题材，不断“反哺”书籍的助推之功，这些正是书籍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显现的必然结果。
生活离不开书籍，则那些反映世俗生活的作品，包括小说、风俗画、春宫图等等，就一再把书籍作为一味必要的调料。《清代的书籍》中利用了《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桃花扇》等经典文学作品的典型论述，所要说的无非是，书籍已渗入清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许多读书人家都藏有《红楼梦》之类的小说。篝灯课读之余，母亲为子女讲史，父亲为下一代说《红楼梦》。这些温馨的读书故事，既存在于小说，也是清人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清代的书籍》则通过细心编织散落在诗文集、日记笔记、书目题跋、报刊图像等文献中的边缘材料，将其娓娓道出。

于是，在作者笔下，我们通过书籍故事看见了清代书籍的盛况以及这种盛况中一幅幅流动的图景。譬如关于清代书籍贸易中心的变迁，作者先讲述了清初慈仁寺的书肆故事。康熙年间，有人屡次想要拜谒身居高位的王士禛（1634-1711），却总不能成功。其人于是向徐乾学（1631-1694）求助，徐乾学为其指点云，每月三五之期在慈仁寺书摊守着，准能逮见王士禛。该人谨遵徐乾学教诲，果然见到王士禛。康熙四十年（1701），当王士禛预备还乡之际，门人禹之鼎（1647-1716）为绘《载书图》，很快征集到86首诗作赠行。这种以书为媒的风雅意象将整个慈仁寺的书事推向了历史的高潮。

然而，道光二十三年，当何绍基（1799-1873）、张穆（1805-1849）等人决定在慈仁寺兴建顾炎武祠时，慈仁寺这一胜地早已不复清初繁盛书业贸易中心的模样。事实上，乾隆以后，京师的书业中心转移到琉璃厂。李文藻（1730-1778）在追忆性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了至少31家书肆的名号。而《清代的书籍》则利用朝鲜燕行文献增补了数个书肆名号。这是《清代的书籍》讲述关于书籍贸易中心变化的又一个小故事。

由上不难见出，在讲述一个个关于书籍的故事之余，《清代的书籍》致力于把话题引向深入。通过文献缀辑，运用关联、比照、统计等方法，作者最终的关注点在清帝国流动的书籍。在作者看来，“书籍的流动能缓解或模糊一些来自观念或阶层的阻隔，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精英与底层读书人、官方与民间并不是紧张或界限分明的对立关系”。以书籍的流动为线索，《清代的书籍》串联起清代中下层文人与书籍的密切关系，展示了清代文献著述、编刊、流传、阅读等一系列过程的历史现场，体现出一种“回到人间、回到日常生活”的可贵关怀。

二、小专题到“整体史”的梦想
通过书籍故事描绘清代书籍状况是切入清代书籍史话题的重要途径，可一旦书写清代书籍史，就需要更进一步。在此，本书选择由小专题出发以期达成“整体史”的梦想。毕竟，给清代书籍历史绘制基本脉络，足以费尽许多学者毕生的心力。在各方面研究尚未十分成熟的背景下，追求整体史可能架空了一个原本创意十足的命题。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书籍》选择从一个个小专题出发，给清代书籍作素描。本书描绘的女性阅读、家集编刊、戏曲小说阅读、石印出版等文献现象，构成一个个趣味而有深度的小专题，从而为迈向一种可能的整体史提供了方向。
精心营建这种学术小专题，对于激发未知的知识点效果非凡。譬如，在探讨普通文人读书生活这一小专题时，《清代的书籍》将目光锁定在两种“小人物日记”——管庭芬（1797-1880）日记和黄金台（1789-1861）日记上，通过精耕细作这两部日记，使略显晦暗的清代“小读书人”的读书生活变得更为清晰。这里仅以知名度更低的黄金台日记研究为例，探索本书如何通过这部日记探讨清代中下层读书人广阔的书籍世界。
浙江平湖人黄金台，字鹤楼，号木鸡老人，从各方面而言，都是清代一位典型的“小读书人”，所著《木鸡书屋文集》的名气远不如他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如同乾嘉以后许多清代“小读书人”一样，在感知到诗文著述难以实现为文不朽的愿望之后，黄金台留心于撰写日记，其存世日记共36年，记载江浙许多 地区尤其是平湖的文献故实。浙江平湖藏书家孙振麟（1903-1952）甚至认为这批日记可与《曝书杂记》《越缦堂日记》并传后世。
通过黄金台日记，《清代的书籍》揭示了晚清文人获取书籍的基本方式以及他们通过书籍建立“知识共同体”的基本方式。作者逐条勾稽黄金台日记中的书事，统计黄金台在平湖、嘉兴、杭州等地超过65次的购书记录。经仔细研读，作者发现，每一次购书，黄金台都将清单抄录在日记中。如此一来，小镇读书人如何买书，买了什么书，这些书籍在其经济生活占据怎样的比重，就成为可以探究的话题。最终，作者提出三个颇有意思的观点：一、黄金台仅凭自己的收入刊刻文集是困难的；二、集部书籍的价格波动很大，不知名作者的文集进入市场即便低于成本价也不一定卖得动；三、清人刊刻文集的目的主要不在销售，而是作为礼物加以赠送。

以黄金台为个案所得的如上结论也许不够惊人，然而这些观点在细微处提醒人们，嘉道以后文人的书籍世界与以往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譬如，作者发现黄金台日记记载送书超过1000种，而接受的赠书不低于800种。将西方学界对礼物的研究引入这种书籍的赠受关系中，作者看到了书籍作为礼物的诸多特征，但作者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注重探究书籍作为礼物的人情网络如何形成。以黄金台所著《木鸡书屋文》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为例，每一阶段文集的刊刻及最终赠送，日记中都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例如四集在咸丰元年刊刻，共印刷200部，至咸丰八年，黄金台总共送出了107部。作者由此推论，黄金台主动将书籍作为礼物去激活人际网络，在师友不断应和之后，以他为中心的“书籍之网”也得以建立并不断漂移。

如上所示，一个关于黄金台书籍世界的小型研究专题得以确立。这个专题的名称，最早见于作者2015年在浙江大学高研院访问时所作讲座的题名——“用书籍编织世界”。正是通过黄金台日记，作者看到一位清代普通读书人如何建立自己的书籍世界，用心经营，小心翼翼，通过一本一本的书籍，通过一个个的人与书及书与人的联系，最终成功在地方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文献痕迹，也在历史上写下了微小但不可或缺的书籍故事。基于稀见而有特色的日记、题跋等文献，本书建立了数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清代书籍小专题。虽然作者未明确声称试图通过这些小专题挑战清代书籍史的既有论述，但鲜明的“眼光向下”思路及对中下层文人的无限同情，则作者于书中多有流露。这些关怀所在，或承载了作者关于清代书籍史的“整体史”梦想。
三、写的策略：关联比较与特色情缘
清代的书籍是清代书籍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然而考虑到书籍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流动性特征，考虑到书籍与更为广泛社会的联系，选择书籍的哪些侧面进行重点书写，往往意味着研究潜在的不同目的。《清代的书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握一些清代书籍史上的重要剖面，例如石印与书籍、小说阅读与书籍、女性与书籍等有特色情缘的书籍现象。所谓有特色情缘的书籍，是指在书籍写作中，特别关注历史长河里书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书籍原本处于一种流浪的过程中，每一部书与人之经历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确定清代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固然可以照搬历史上关于书籍的论述，也可以从当代角度出发，重新梳理历史上的书籍叙述。《清代的书籍》在此关注了技术与书籍的关系，关注了代表新的阅读趣味和现代性萌芽的小说阅读，也关注了性别视角下的女性阅读状况，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关切。
在处理这些具有特殊情缘的文献现象时，作者采取了一种关联比较的研究方法。以本书第十一章《新学书籍的涌入与“脑界不能复闭”》为例，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使用关联比较法。本章内容原是以清末民初文人孙宝瑄（1874-1924）的《忘山庐日记》为主体，讨论孙氏试图以新学“换凡骨”的阅读经历。在论述孙宝瑄阅读西学书籍时，作者从日记中勾稽相关西学书籍材料，体现了处理文献的一般手段。其后，作者广泛利用《申报》等报刊资料，揭示孙宝瑄对卫生类书籍的关注。从中体现了作者处理文献较为鲜明的特点，即集中利用较为边缘的文献如日记等，并将其置于当时广泛的文献世界中，加以关联比照，从而揭示较少为人注意的文献现象。正是在各类文献的比照中，作者在《忘山庐日记》中发现孙宝瑄对于颜元、李塨之学的浓厚兴趣。这种关乎时代趋向的结论，端赖更多文献的证明。在此，作者又广泛利用江瀚、姚永概、贺葆真等人的日记加以“对读”，讨论了“与孙宝瑄同时代的作者”问题。例如江瀚光绪二十三年六七月份日记显示他与汪康年等人致力于某件重要事情，通过《汪康年师友书札》，可见江瀚对《万国公报》《时务报》及《西学书目表》中所述书籍的浓厚兴趣。
在同一时间轴上，利用诸多日记去还原某一空间内的相似事件，是关联比照日记文献的基本思路，也是关联比较方法运用于书籍史写作的一次显露。早在2013，徐雁平即发表《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通过对读翁氏父子的日记，更正晚清北京沙尘天气平均数的统计，并指出“每一类型文献有其局限性，但它们彼此关联, 形成一个相互呼应、补充、修订的文献系统”，从而呼吁研究者通过比照关联揭示文献特质，最大限度发挥每一类文献的独特价值。《清代的书籍》的许多章节将以孤立的书籍和文献现象处理成与广阔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文献网络，正得益于“比照关联方法”的自觉运用。
四、“群”的眼光与材料使用
诚如上文所示，比照关联法的核心不在于并不在于最终的比较及推演，而在于如何建立有效且具备比较性质的文献系统。毕竟，确立清代书籍史的每一个专题研究，建立何种文献体系，直接关涉比照关联法能否有效运用，也关系到研究能否得出较为切实的结论。在此，《清代的书籍》致力于关注那些具有多元向度的文献，并以此建立立体的文献门类，进而为研究打下牢靠的基础。
从本书第八章《女性与书籍》中，可见作者致力于建立立体网络型文献门类的努力。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多次利用日记、回忆录、笔记、诗文集、书目题跋等类型文献，最终发现清代女性获得书籍的特殊“自在氛围”。本章就研究缘起而言，是关注女性的书籍从哪里来，想要解决的是女性的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此，作者必要深度介入女性书籍所在的世界，而那样的世界只有在多元文献的比较中才能凸显。故作者先期即有意以女性与书籍的联系为核心搭建了广泛的文献群。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群中徜徉，作者当然可以轻松解释书籍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样态，描绘书籍阅读如何助力女性完成文化传递等历程。

可以说，“群”的视角是作者组织材料进行专题突破的重要手段。2022年5月，作者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献集群”与近代文学的新拓展》，该文将这种以“群”视角看待研究材料的方法揭示而出。作者认为“文献集群在狭义层面指一组同类型文献，在广义层面则指一组密切关联的文献。”而近代文学的文献集群主要包括四个系列：“一是某一作家较完整的著述系列，如诗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其他著作；二是某一作家之交游群体的较完整著述，据此可组织出其交游网络中的关联著述系列；三是某一作品的多种版本形态，如手稿初稿、定稿、初刊本、修订本等等；四是某一主题或某一类型文献，即在以人为中心之外，以事和文体等方式组织出的文献集群，如日记、家集、地方总集、闺秀集、翻译文学、海外游记、政论文等。”这一对近代文学的归类，同样部分地适用于清代文学研究。在《清代的书籍》中，作者施展关联比照法的基础，正在于不断建构许多个中小型“文献集群”，从而定向突破清代书籍史的一个个难点。

五、读法的姿态：开放式与探索性
对那些不满足于从本书中仅仅学到关于清代书籍史事实的人而言，问题在于:《清代的书籍》应该怎么读？
本书作者关注书与人的密切关系，尤其重在书及其所流动的世界。这意味着这本书在许多时候是连续的整体。但是书籍的历史与人的历史毕竟差别较大，因此，最好不要把本书当成首尾一贯的、有明确结论的书来读，而应当将其作为书籍史探寻的阶段性过程加以理解。本书在这方面的性质，与其大量运用日记进行研究的尝试高度一致。在过去数年间，几乎每一项关于日记的研究都哀叹日记经常被视为一种边缘文献，同时，人们也关注日记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并谈到了日记研究的局限性。然而，《清代的书籍》透露这样一种认识：日记应当被视作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门类，它是从一种看似呆板的形式逐渐发育成思想和文学实践的中心样态的。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日记作者对待日记的态度、写作日记的实践以及最终留下的日记作品，去评判他在所处时代的位置，包括家庭生活里的位置及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清代的书籍》在处理书籍史或是文献文化史这样宏大的命题时，存在类似的情况。本书把书籍视作社会文化的中心，可能给人造成高估书籍价值的印象。然而，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书籍在晚清以前，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中心。本书的强调并不过分，它不过是展示了清代许多“书籍崇拜者”的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虽然有时是片段式的，但这些形形色色的书籍生活之吉光片羽，足够说明这种探索值得继续。

面对一本在许多方面堪称开创性的《清代的书籍》，选择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可能导致了对此书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此书，笔者特别提倡一种开放性的阅读策略。毕竟，对较为成熟的学科或研究较成熟领域的著作而言，基于既有学术成果，为新著作找到一个合适的学术史位置，是阅读的基本要求。但《清代的书籍》所关涉的清代书籍史研究仍在行进中。阅读这一领域的新著作，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阅读姿态，从而与那些挑战既有认知的论述进行对话。这种开放性并非无原则的吸纳，而是在关联比较中塑造自己对清代书籍史的基本认知。一方面，应当与本土书史或传统文献学研究的诸多成果进行比较，看书籍史为书籍研究和清代研究带来了什么。另一方，应注意比较本书与海外书籍史相关著作，例如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等相互比较，以期形成中国本位的书籍史的研究。更不能忘记的，是将清代书籍史与前代（如宋元明时期）及现代的书籍史进行联想与对照，以便见出书籍在清代的特殊样态。同时，将书籍视作某物，还应关照清代其他物品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譬如高彦颐新著《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妨视作《清代的书籍》的姊妹篇。同样将文人的贴己之物视作特殊情缘的文献，两书在揭示物品之于文人的关系时，都关注到抄手、匠人这些技术性的人员的生活，也关注到人与物的特殊情感，不过在如何论述及结构这类专题上，两书差异明显。

如果从陈寅恪所谓“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的学术三维度出发阅读《清代的书籍》，本书在三方面均有所成绩。以新材料而言，本书大量使用某些边缘及稀见类文献，例如全书有意识地大量使用日记文献，深度利用日记高达42种，参考日记文献近100种。这种对日记等稀见文献的大量使用，助力作者揭开许多“被遮蔽的”清代书籍史及文献文化史的微观世界。关于这方面，笔者另有《清代文献文化史的“日记之眼”》（《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五辑下待刊）予以阐发，在此仅略作揭示。此外，本书引述日记材料多原文照录，颇便读者。而所谓的“新问题”，则在全书11个专题中均有所体现，综合而言令人印象较深刻的是作者特别指出清代书籍的“流动性”，而文献的流动是清代文献内在气韵生动的根本。这是从基础上认识是否可从书籍角度研治清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命题。无论是清代书籍的流转，还是某类书籍凸显所征兆的时代性阅读风气问题，均是作者对这一命题的回应。显然，这一重要命题还有待继续探讨。近来学界对晚清以来的西学阅读及中西书籍和思想的交流的再度关注，实际仍可置于清代书籍的“流动性”中加以探讨。
此外，作者还特别注意那些散发人性光彩的人与书之接触，而许多章节所研究的问题实是人与书相依相偎的关系。在研究黄金台赠送书籍时，作者注意到与书籍相关的“拜”“谒”“呈”等字眼，表明黄金台交游中人际关系的不对等，从而揭示黄金台赠书的意图。这种从词语出发的分析，将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精髓，把语气、情感、态度等融为一炉，为书籍史研究着上珠圆玉润的人伦之光。果不其然，在一系列分析之后，作者揭示黄金台特有的“推赏、赞助式的购买”，认为内中隐涵赠送的意味，故围绕黄金台的书籍流传始终“伴随情谊的传递”。基于此，徐雁平审慎地认为，中国传统的书籍赠送具有双重文化意涵，即书籍不仅是“有价之物”，它同样是“前商品时段”的“有情之物”。这样一来，就将书籍史的研究推向情感维度和人伦层面，使其落地于传统人情社会，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议题。如果说西方的书籍史研究理性化特点十分明显，至此，作者缓缓道出了书籍史之于中国实践的温情一面。可以说，从情感角度解读书籍史，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浸润在许多章节的字里行间。
至于方法而言，除书籍史等新文化史的一系列新方法外，如果细加揣摩，则作者在书中还显示了一种“重返文献学”的素朴坚守。不必说如上的比照关联法，单是书中各章节涉及的文献排比、资料辑录、目录整理、统计表格等等基本手段，都是一种坚实而有力量的文献学研究的示范。
六、“书籍史+”的潜能与边界
《清代的书籍》展示了书籍史研究所带来研究潜能，即它能在各个方面激活文学、史学及其细分领域的既有成果。然而，正如作者在全书结语所言，本书仍是关于清代书籍史或文献文化史的“整体史”梦想的阶段性成果。这也表明，书籍史研究仍有诸多可能。这里所要展望的是“书籍史+”，即书籍史可以和许多既有研究深度结合，例如在学科方面，关于文学的阅读仍是值得探讨的领域；而在专题文献的研究上面，也有待进一步的开掘。以本书较常使用的日记文献为例，尽管使用日记将近一百种，但与清代存世日记上千种相比，仍显不足，使研究略受掣肘。譬如作者利用日记探究地区性的书籍网络，往往以单一或少数几部日记为基础探究，不免令这些日记作者成了当地书籍网络的中心人物。作者虽对此颇为警觉，如认识到“管庭芬在书籍交流网络处于中心位置，可能有一部分是日记视角的强化”。但以少数几部日记为核心材料，很难避免出现此类情况。此时，从单一或几部日记得出的结论要“迈向整体”就不容易办到。弥补个别日记在视角上的局限，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建立区域性或者群体性的日记，如以书院日记群书院学生的阅读，以学政日记群研究学政赴任所携书籍及其“在地化”阅读等等。通过建立一个中等规模的日记数据库，以此切入某一时段和区域的文献文化史，结论的普适性或将大为提高。当然，如果抛开整体史和连贯史的迷思，那么关于清代书籍世界的一个个小专题的书写，本身就是清代书籍世界历史的呈现。这种致力于呈现“众声喧哗”而非格式化、教条式历史的书写方式，在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有很好的呈现，读者不妨参看。

此外，书籍史从小专题迈向整体史，可能要对更多种类的文献进行连片式的宏观处理。与许多描绘清代书籍交流的论证方式有些差别，本书建立的每一个小专题多集中在某类特别的文献上。例如研究清代读书人如何通过书籍建立知识共同体时，作者多赖日记文献，而对同样具有人情味的书信等文献关照略少。这方面，固然是作者“矫枉过正”地提醒人们更加注意日记等边缘材料，不过如果纳入书信等文献加以研究，结论或将更具普遍性。正如英国学者阿比盖尔·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所著《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四章“获取读物”所示，该书注意到社交性交流是英国人十八世纪获得书籍的重要手段，而论证的材料多是书信（第171页）。两相比较，可知利用书信材料较宜见出人际互动的感性一面，而利用日记文献则论证更为具体且更能呈现书籍交往的实在证据。不同的文献具有不同的特点，若能综合利用，或许一个个关于清代书籍史的小专题可更加完备，所得结论也将更具穿透力。

不过，即便关于清代书籍史的众多小专题都能陆续达成较优的研究成绩，一些问题仍继续摆在我们面前：“书籍史+”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引入书籍史的研究视野究竟要把我们的研究带到何方？是挑战清代历史研究和清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吗？如果是，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挑战？挑战哪些？抑或是，在重返清代政治史和区域史的研究趋向中，书籍史可以有多大作为？一旦书籍史的视角和方法变得不再新鲜，它究竟能为清代研究留下了什么。换言之，“书籍史+”如何嵌入清代研究的传统议题，我们在探索中如何把握这种嵌入的深度并有意识地沉淀它的成果？
抛开如上较为沉重的提问，《清代的书籍》至少揭示了清代书籍史研究诸多可能的方向：其一，清朝中西部及边徼地区的书籍流转值得探索。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所述，《清代的书籍》所关注的空间实际上“几乎是清帝国东部区域的叙写”，对于清帝国的西部、中部、北部的广大区域的书籍流动，仍有诸多开拓的空间；其二，不妨重视清代上层文人的读书世界。本书关注了许多清代中下层读书人的书籍活动，固然是“眼光向下”的方法自觉使然，但在许多时候，上层文人的书籍活动毕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其三，清代书籍流转的一些机制尚待梳理。譬如清代官方渠道的献书问题、清代地方性书籍编刊的组织机制等；其四，测定清代学术、思想及文学动向的基本书籍有哪些。本书以成功利用《读书分年日程》与《说文》著述测度清代的读书风气和学术风气，由此开启新的话题：清代还有哪些“探针式的”书籍，有助于观测文学、思想和文化风气的动向呢？类似这样的议题，由本书生发者尚有许多，兹不赘举。
在可预见的未来，书籍史仍会是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而关于书籍史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具体实践以及最终的成果仍将面临诸多争议，然而不管怎样，后来人从事清代研究，或许再不能无视书籍的重要影响，也不能仅仅只关注“人的世界”，而忽略“书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