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溯源论》，景天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实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自2014年至今的8年间，笔者围绕中国社会学溯源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学评论》《人文杂志》《探索与争鸣》等刊物发表。现在把这些文章收集到一起，此外还精选了几篇讲稿、发言和书信，也都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编为《中国社会学溯源论》。

1999年春节，费孝通先生将他的新作《从实求知录》题赠给我。在书中，费老多次讲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20世纪30年代到燕京大学讲学时的重要论断：“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费老指出，搞清楚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前途”。他表示，很想好好研究荀子，但“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自此到2014年的15年间，笔者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虽然康有为讲授过群学、严复肯定群学就是社会学、梁启超称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刘师培明确讲过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中国社会学”、蔡元培著有《群学说》，但他们鲜少作出具体论证。反而自1948年以来，“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本无社会学”却成了普遍接受的“定论”，直到今天，这个说法仍然非常流行。怎样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这实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中国社会学溯源论》提出并证明了如下论点。1.群学在战国末期诞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群学是先秦中华文明高峰的结晶，是春秋战国500多年社会剧变的产物，是先秦崛起的士阶层的智慧集成，是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百家争鸣的硕果。稷下学宫是群学的孕育之地，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群学当之无愧的创立者。2.群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与西方社会学“正同”、方法上“相近”、学科性质和地位也“暗合”。3.群学的精义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4.群学创立以来经历了从元典到制度化、民间化、心性化和转型的历史演进。5.群学适用于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并如费孝通所言，能够对21世纪建设“人类道义新秩序”作出可期的重要贡献，因而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学科史基础。

中国社会学溯源关乎到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如何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些观点，有的学者写了肯定性的评论文章。笔者主编的由28位学者合著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和由29位学者合著的《中国社会学史》（第一卷：群学的形成），先后于 2017 年和2020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但是，“中国本无社会学”这一“定论”已经流行近百年，很难想象能够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人们的观念。鉴于中国社会学溯源关乎到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如何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亦即费孝通先生讲的关系到“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前途”，有必要将拙文结集出版，以期引起学术讨论，争取逐步达成共识，推动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正所谓“欲兴其学，先正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