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火遍全网，关于当代人精神内耗的解药为何，有人专注于讨论“二舅”的庄敬自强，也有人特别注意到故事的背景板——山村。

回到山村去，似乎带有着某种暗示。回到山村，回归自然，在我们心目中仿佛是一种解决现代精神困境的诗意的选择。

然而，就像视频创作者也仅仅是“回村三天”，在现实的选择中，我们往往并不会在“山村”逗留太久，一转身，大部分人还是会投入到滚滚红尘中。

但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信奉自然，主动地选择了做文明世界的疏离者。他们相信文明与物欲齐头并进，终将会吞没人们的精神世界。而梭罗，就是他们当中的重要代表。

他说：“我热爱大自然，还因为其中绝少人间色彩，而且也能够借以避世隐遁。大自然不受人类习俗和制度的左右，奉行别样的公道和正义。身处自然，我欣乐满怀。”但他又说，倾心自然也有一种意味深长：“热爱自然者尤其热爱人类。”

下文摘选自《文明的两端》，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梭罗对文明的反省

文 | 何怀宏

亨利·戴维·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读书很多，很享受精神文明的成果，按照他的方式信仰上帝，也欣赏古代东方的智慧，和当时美国最杰出的一些知识分子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

梭罗是个独特的人，是这个文明社会中稀少的一类。当然，又恰恰因为稀少，他能吸引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哪怕人们很难完全像他那样生活，但至少还是有一种安慰，知道世界上还有人在过这另外的一种生活，自己时有的内心冲动也就不那么孤独了。

他是一个文明世界的疏离者，但这也正好是一个反省者的恰当位置。当现代文明携工业革命的雷霆万钧之力展开的时候，恰恰在美国这片似乎最适合，也最需要这一革命的地方，他却率先对这一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关于人们被文明和技术工具“异化”，关于文明也需要“荒野”、文明人也需要一点“野性”，关于“公民不服从”，都是由他在19世纪早期发出思想的先声。

梭罗其实也绝不仅是在一旁观察和反省，他还行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他不积聚任何财产，甚至不耐固定的职业，喜欢做像土地测量这样的短工，认为这是最独立不羁的谋生方式。他的这些短期工作本就在自然中，但这还不够，他还希望通过极其简单的生活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在荒野、山林和湖泊间徜徉。他之所以能够闲暇最多，是因为他需求很少。

梭罗是一个永远的漫步者，他每天若是不能花至少四个小时以上穿行林间，翻山越岭，远离世间一切纷繁杂事，就觉得自己的身心都要生锈了。他每天可以轻轻松松地走上二十英里，这样，方圆十英里的自然景物及其微妙的四季变化就都在他心里了。他还不时在日出前和午夜众人都在酣睡的时候行走，这样他就感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不仅喜欢听、看、触，还喜欢闻。他感叹送到市场上的苹果又怎能有在树上的香味，他先是闻，后是摘下来尝，这时连野苹果也分外芳香。

他把对大地、天空、动物、植物的敏锐的感受性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在他二十岁开始写的数十卷日记中，他写种子，写野果，写四季，写某种植物、动物，写某个早晨、某个月光下的夜晚，这些后来都被分别辑录成一本本书。他的这些写作不是科学的或博物学的，不是追求知识的。或者说，他对自然的观察是不带任务的，他重视的是对景物的那种微妙含情的感受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梭罗生前出版了《湖上一周》和《瓦尔登湖》，当时都卖得不好。他的手稿和日记的字迹很难辨认，这大概和他的有些思想类似。他虽然写了一篇著名的《论公民不服从》，但算不上一个关心社会政治的作家。他也并不是一个执意的隐士，到瓦尔登湖边去，其实只是为了处理自己的一些私事。他想省察自己的生活，探寻是不是还有另外更简朴的方式；他自己盖房子种地，想体会一下一个人需要多少东西和劳作就可以生存。他热爱大自然，但说他是“大自然之友”都可能有些生分，他认为他首先和主要就是一个自然的，而不是一个社会的存在。换句话说，他就融在这自然之中。

但梭罗毕竟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在这自然之中。他在瓦尔登湖独居两年多的事情也引起了不少猜测和热议。所以，他说要写一写他在那里的生活和为什么这样做。梭罗心目中所悬的读者是哪些人？他说他肯定不是写给那些雄心大志、坚定无比直奔事业的人，也不是写给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甚至也不是写给像他自己那样已经想清楚了怎样生活的人；而是写给那些自己觉得不安和不满，想改善自己生活的人。他的批评是激烈的，但他的态度始终是温和的。他认为许多人其实是生活在默默的绝望中，但他不奢求，更不会强求人们彻底改变自己的现有生活。他只是真实地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出自己的想法。

梭罗洞察到了现代人的主要问题，也就是他们的欲望，即追求主要是由物质财富构成的幸福的欲望。这种物欲席卷了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也是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种欲望是否变得过分？梭罗说，他到处都看到人们仿佛像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上万种惊人的苦役。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大谷仓，还有上百英亩土地。而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也为了他们的血肉之躯，也许还有获得一点产业的卑微愿望，而委屈地生活，拼命地劳作。他们满载着无穷的忧虑，忙着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及时采集生命的美果。他们今天还一笔账，明天又还一笔账，直到死去为止。

所以，梭罗就打算思考一下许多人烦恼的是些什么，有多少是必须忧虑的，生活必需品大致是些什么，如何得到。梭罗也承认物欲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但他想考察丰裕富足、精致复杂的生活的另外一端，即一种简单自足的生活，想弄明白生活到底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人就能生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用品人就能过得相当不错。

当然，食物是第一位的需求。其次可能就是一块遮蔽之地，对人来说是居住的房屋。还有衣服。在梭罗看来，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人要生存就必须源源不断地获得一定的热量或能量。而食物其实很多不难到手；住宅和衣服也可以长久使用，不必那么大，那么多。他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独自生活的经验，说人只要有少数几种金属工具就足够创造生活的必需资料了，对于喜欢文化的人，或许再加上几本书。在梭罗看来，现代人为了追求尽可能多的热量，却让自己处在一个被烘烤的境地了。

可能马上就会有人反驳说：生活的标准不同！你难道想让我们回到野蛮人的那种简单生活吗？野蛮人固然有很容易就能盖起来的木皮尖屋，但在舒适与方便上，和现代文明社会的房屋是不能比的。梭罗承认，“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这话是对的，但他也认为，以住房为例，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人都要拿钱来租房或贷款买房。也就是说，他要拿出他的一部分生命，不是立即付出，就是以后付出。文明人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制度，本来是为了使种族的生活完美，却大大牺牲了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具体到个人，我们为此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可能太大。人们由此就落入陷阱。他占有房屋的时候，房屋也占有了他。不是人在放牛，简直是牛在牧人。不是人在坐车，而是车在坐人。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

梭罗并不完全否定那些便利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他认为它们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恰当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和生活方式，这些本来可以成为对我们的文明的祝福的材料，却成了一种拖累。而且，是不是还有精神的活动和修养也需要考虑？当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时候，它却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同时在精神上改善和提升居住在房屋中的人。他们本应该上升到更高级的生命中去，但他们没有，而是继续追求更多更好的——还是物质。所以，人们欢呼进步的时候，在夸赞各种现代化进步设施的时候，不要对它们发生幻想，因为并不总是有正面的进步，尤其进步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进步。梭罗赞颂文明中的精神成分，尤其是古典的精神文明。他认为，东方的那些宫殿和陵墓的废墟，可能还没有一卷古代经书更可赞叹；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了——它活埋了它自己。物欲过分强大的问题在于，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而工作，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只知物欲会让人变得和动物没多少差别。而正是因为摆脱物欲和减少人际交往，梭罗才觉得自己独立而自由。

但是，这是不是太自私了呢？为什么不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他人谋福利呢？梭罗承认他很少从事慈善事业。他说他有一种对自己的责任感，使他放弃了许多快乐，包括慈善。但他认为慈善像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必须有天赋的才能，就像他说“漫步者”也是天生造就的一样。他也讨厌别人对他做善事。在他看来，那个把时间和金钱在穷人身上花得最多的人，说不定正是在用他那种生活方式引发最多贫困与不幸，而现在这个人却在徒然努力于挽救之道。他说他只要求公平，对一切有利于人类的生命与工作应一视同仁。比起关心穷人来——按他自己的生活标准看来，这样的穷人也没有多少——他说他更想要的是人中的花与果，他更希望向上看，希望在与他们相互的交流中得到那传送的芬芳。当然，他也始终告诫自己要慷慨惠施，只是不想将之作为自己的一个事业。他希望用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来恢复人类：首先有一些人过简单而安宁的生活，也许就能成为一种示范。

梭罗基本不关心政治，他每天在广阔的山野间漫步，觉得比起大自然，政治是一个太过狭窄的领域。但他并非一个对政治社会完全无动于衷的人。他只是希望尽量少和政治社会打交道。这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说他由衷地认可这句箴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他十分希望看到这句话被更迅速、系统地实施，直到达成大约这样一个结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他认为是美国人天生自带的性格，创造了美国人现在所有的成就，如果没有政府干扰，他们本会干得更好。政府至多是某种权宜，可带来方便，但大部分时候却带来不便。不过，梭罗说他也不完全赞同无政府主义，比起无政府，他更赞同一个好的小政府。这好政府也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制政府。在他看来，诸多政府形式中，多数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的不公。一件事情的正当与否，本不应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来决定，而是应当以道德为标准。他认为，“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除非群体是由道德高尚的人引领，群体才有道德。甚至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他其实也赞成一种贵族制，不是血统的贵族制，而是德才的贵族制。但梭罗还是承认，从绝对的君主制到受限君主制再到民主制，是对人的尊重的进步。他也认为，从一个较低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宪法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已经很不错了；法律和法庭也都值得尊敬；只是从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来看，这算不了什么。因为梭罗对政府的根本性质的看法就是：政府只是我们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东西。任何政府其实都不可能太好，它不可能满足我们的全部愿望，尤其是最高愿望。

当然政府也不能太坏。梭罗对当时政府政策的两个明确反对是，反对蓄奴和侵略墨西哥。他认为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就不如我们自己来解散自己和政府的关系，官员可以考虑辞职，普通人则可以考虑不交纳某些税款。这就是“公民不服从”，或者说“非暴力反抗”“和平革命”。故此，梭罗拒交政府的人头税有六年之久，直到他有一天被捕。他也不是所有税款或公共费用都不交，他还交纳修路费，也不拒绝为教育纳税。但他不考虑发起和组织一个社会运动，比如说抗税运动，不交税只是他个人的事。他说他抗税也是因为他等不及政府提出的那些修正错误的办法，那些办法要花费太久的时间，而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他对政治参与始终是比较冷淡的，他从不参加选举。他想和政府尽量撇清关系，离它越远越好，并没有构想和建立一个理想政治制度的愿望，或者说，他的理想政府就是尽可能地小，不多管闲事。他读到一位旅行作家这样说，不断有托钵僧来告诉自己这样的时刻将来临，那时将不会有贫富差别、贵贱差别，财产乃至妻子儿女都要充公。对此，梭罗说他永远要问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又怎样？”“你愿促成它早日到来吗？”梭罗并不保守，他和爱默生一样主张创新，但这主要是在个人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上的创新。

梭罗念念不忘的是自然。他认为文明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卫道士，而他想为自然说句公道话，说我们应该视人类为自然的居民，或者说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社会的一员。他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的一大趋势，即不断向西、向西，先是越过大西洋，然后在新大陆上继续向西。在他看来，整个国家都在向西，人类的进程几乎可以说也是由东向西。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其实可以说东方也在向西，而且不仅是地理上的，还包括了制度和观念上的。

但是，梭罗对他所说的“西部”还有一种特殊的理解，他的“西部”其实只是“荒野”的代名词。他一直想要表达的是，荒野是世界的保留地。他不希望地球上的每一亩土地都被耕作，甚至也不希望每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的每一部分都被教化。他希望寻找最幽暗、最茂盛、无止境的森林，以及人们眼中最凄凉的沼泽。他说他进入沼泽便如同进入圣地——一个神圣之所。那里有自然之力，那是它的精髓所在。他说，只要土壤还未耗尽精力，文明就不会消亡。

自然的荒野与人身上的野性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梭罗说没有哪首诗能表达他对狂野的向往之情，目前最好的诗歌也未免显得温驯了。而我们的祖先都是有野性的人。罗慕路斯和雷穆斯被一只狼哺养的故事并非只是无谓的传说。所以，他大声呼吁——他很少这样呼吁——“请赐予我野性吧！”有人宣称“趋于善则美！”，而他说，“趋于野性则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野性的、自由的。野性更意味着强大的生命力，最狂野的往往是最富生机的。人进入文明社会就变得过于驯良和顺从了。梭罗认为我们内心深处也许还存有一个野性的自己，我们却太早挣脱了她的怀抱，步入了社会。有些社会则更过于早熟，人都变成了小大人。野性不会压制人，而会使人的精神大振。他期望人不要忘记自己的野性，不要将野性与野蛮等同视之，一起抛弃。他或许并不期望人们全都恢复野性，但至少为了显示人类的多样性，最好能让一些人保留较多的野性。在他看来，在事物低微的用途上，人与人并无差别，但如果是高级的用途，就能显现出个体的优越性来。而他并不像进步知识分子那样，认为野性就是处在低微的一端，它也许还是未来的文明保存之道呢。人在驯化动物，也在驯化自己。梭罗期望人甚至家畜们能重新恢复一些野生的习惯和活力，这样至少能给自己一些尊严。

将自然全然当作人的工具，当作需要认识和控制的对象的做法，与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梭罗说，我们都听说过一个传播“有益的知识”的社会，此外还有诸如“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但我们同样还需要一个传播“有益的无知”的社会，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有益知识。人们吹嘘的大部分所谓“知识”，不过是一种以为我们了解某些东西的妄想而已，这种妄想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实际的无知。而一个人的无知有时不仅仅是有益的，还是美好的。出于方便，我们会研究物质的法则，但成功的人生是没有法则可循的。在真正的知识面前，我们其实都是迷雾之子。在梭罗看来，虽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想找到完美的人，都是徒劳的，人无完人，但是，在靠近自然的时候，人类的行为看上去最符合本性。它们如此温柔地就顺应了自然。而文明的进步与其要翻山越岭大踏步前进，毋宁说应该沿着山侧蜿蜒而行。梭罗对文明成果的态度是批判的，但也是微妙和温和的。他只是对欲望批判起来毫不留情。以他对铁路的态度为例。铁路和机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工业文明力量的象征，在梭罗所生活的时代和地方更是有宏伟的进展。梭罗说在所有的路中，铁道可谓赏心悦目，粗犷霸道，唯有它能冲入丘陵，横贯山岳，充满英雄气质和诗情画意。他怀疑这是不是诸神借以抒发快意的创造发明。梭罗在瓦尔登湖居住的小木屋，离铁路就挺近。他说他能让自己对火车的声音几乎充耳不闻，但又说还是会被它吵醒。他经常穿过铁路，也经过车站。他佩服这种巨型铁马的力量和准时。它一来就吼声如雷，使山谷都响起回声，鼻孔喷着热火和黑烟，永远不知疲倦，有时打几个小时钢铁的瞌睡，也似乎只是为了让它的主人休息。即便在特大风雪的黎明，它也照样呼啸来到。铁路和火车还负载着商业和出行，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梭罗说，他钦佩那些冬夜在铁路上工作的人，钦佩商业的进取心和勇敢，说商业是自信、庄重、灵敏的，因此有其独到的成功。但他还是感叹整个世界都为之陷入狂惑过久。他讥刺地说：“如果不造铁路，我们如何能准时赶到天堂去？”在他看来，若就希求和梦想而论，人类的进步是何其微不足道，虽然个中缘由他说他也不得而知。他还是眷恋农业文明，认为“人类的耕作何其高贵，有宽阔厚重的大地为料，敦厚质朴的耕牛相伴，工具则是高效的犁铧。田间耕作无法施之店铺，也无法施之狭窄的场所，它独属人类，也跟全人类息息相关”。

梭罗是不是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爱默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在他生前出版的书里并不易看出。但在他去世后许多年才出版的日记，尤其是早年日记中，却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痕迹。他相信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郑重其事，满怀温情。他说，一个人无法究明上帝是如何创造了这世界的，但上帝一清二楚；一个人也无法明了自己是如何被纳入了那宏伟的谋划的，但愿始终参与其中。梭罗的上帝看来总是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上帝是艺匠，大自然就是主题。所以他说他不能为一己而活，必须参赞造化之功，因为上帝的事功永远不会有错误。一个人可以随时将生命和使命托付给上帝，从而贞洁真纯，如草木和石块那般一无牵挂，无忧无虑。人像植物和动物那样活着，但也要斥绝禽兽气息。这种生活才蕴含着永恒的快意和普泛的乐趣，它操于上帝那静默的掌心。他在1851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将永远警醒，以在大自然中察见上帝，发现他的藏身之所，并聆听天地间的神曲和剧作，这是我的职分和使命。”这里重要的是“生生不息”。大自然充盈着丰盈的活力和奔腾的生机，要趁年轻多多品味，但最后死去也不必介怀：“若像上帝那样从诗性的角度审视，一切都生机奔腾，美丽悦目；若从怀旧或曰历史的角度观照，则一切都陷于死亡而不堪忍受。……你我死去又复如何？上帝依然活着。”

也许是因为与自然的关系太过亲近，梭罗与人的关系就总是有些隔膜，甚至和他的好朋友也是如此。当他的朋友衣冠齐楚地要和他出游的时候，他只好皱起眉头。他时常觉得人注定是要独自生活的，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他和许多人之间注定有一条鸿沟，或者一起走到某个分岔就要分道扬镳。他觉得好像有条规矩：“人无法对自然和人类兼有深情……走近一方势必会疏远另一方。”而他和自然界的关系却永远不变。自然界也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不会有过度之举。他说：“我热爱大自然，还因为其中绝少人间色彩，而且也能够借以避世隐遁。大自然不受人类习俗和制度的左右，奉行别样的公道和正义。身处自然，我欣乐满怀，如果大地尽为人类所占，我就会一无希望，也无处容身。有一个自己独享的世界，那便是大自然，人类的机构休想在这里评判裁量。伟大的上帝却气定神闲。他出手创造总会让人激动不已，享受不尽。”但他又说，倾心自然也有一种意味深长：“热爱自然者尤其热爱人类。”

梭罗的思想和生活让他成了一个文明世界的异类。他一个人就扰动了文明世界，使这个满足的世界有了一种不安，从而也注意到了自然本身和自身的野性，而不仅仅将自然物纯然当作手段和工具。他虽然还无法让文明的天平倒向精神一端，但至少给这一端加上了一个重的砝码。他希望19世纪快点过去。但到20世纪来临的时候，他这一类人发现，形势却更加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