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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出一句感慨: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历史著作连续不断,这实在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比不上的。
这话没毛病。中国有深厚的写史传统,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光看分类,就让人惊叹。《四库全书总目》分史书为15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排位第一的正史是中国历史著作的主心骨。
每当王朝更替,新朝建立,都要组织人力编写前朝史,是为正史。这一叫法见于《隋书·经籍志》,到清代备齐了二十四史,从《史记》《汉书》直至《元史》《明史》,历时1800多年,共3200多卷,4700万字。
二十四史开始几部不是国家行为,都是个人写作,后来得到国家承认,才立为正史。到唐朝开始把正史列入官修,国家出面,征集史料,选调学者,设置总裁、编纂官、监理、提调、缮写、校对等一系列职位,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参与其中者,多为一时俊杰。
比如北宋的宋祁,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名句,被誉为“红杏尚书”。宋仁宗时,他和欧阳修一起撰写《唐书》,历时17年修完。为区别五代时期修的《旧唐书》,就称为《新唐书》。修史的时候,宋祁工作发生调动,他就带着书稿去了成都。每晚吃完饭,他就拉下帘子,点上蜡烛开始写。“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成为一时佳话。
正史的编纂体例都是纪传体,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此外,还有《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
编年体最早起源于中国,是周代史官创造出来的。《左传》完善其体例,东汉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北宋司马光则成通史编年体。其他编年体史书,还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
像《资治通鉴》这样一部时间跨度长达1362年的编年史,因它只是逐年记述,好像账簿一样。一件事情如果连续发生好多年,想了解某事全貌,便要翻阅好多卷,挑着拣着找,很不方便。
为解决这个困难,南宋的袁枢就把分散在《资治通鉴》不同年份的同一件事的材料集中起来,编写出《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这种体裁就此诞生——以说清具体事件为主,不以年代、人物为主。
回过头再说二十四史,其内容丰富,是万象兼备的百科全书,最有价值之处莫过于原创性——因其据以编写的原始材料,包括档案、实录、家传、碑志、行状等,多是反映某一朝代史实的最早记载。后来原始材料多不存世,得亏正史得以流传后世。
正因为保存史料多,二十四史卷帙浩繁,所谓“一篇读罢头飞雪”。前人想表达“情况复杂,头绪繁多,不知怎么做起”的意思,往往就引用清代作家李宝嘉的话:“尝苦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
对此,南宋学者朱熹有自己的观点。
有学生问他读史之法时,朱熹说:“《资治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这两本书里记载的事情多有贯穿,同一件事散见在本纪、列传、表、志之中。《资治通鉴》是逐年记事,一年一年看过去,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不容易找到某一件事的头绪。”
学生请他具体谈谈“正史是怎么一件事多处说的”。朱熹说:“拿刘邦赴鸿门宴这件事来说吧,《高祖本纪》和张良、灌婴等人的传从不同角度叙述,意思详尽,读起来让人心情欢洽,容易记住。《资治通鉴》是在一年的某一处说到这事,没说完就去说别的了,预知后事如何,得去下一年找,记性好的人才能看得下去。”
朱熹的见解有道理。读史,先读正史,收获会更显著一些,这是正史的特点决定的。他还有一个读史总纲:“先读《史记》,再读《左传》,再读《资治通鉴》,有余力就读全史。”有余力的人当是不多,但这种“先重点后一般”的读法是适合大多数人的。(熊 建)
责编: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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