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初，广东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公布，在南海Ⅰ号沉船上出水了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类似的酱釉罐，这些酱釉罐产自佛山市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这一发现证实了南海Ⅰ号部分货物与广东窑口和广州宋代贸易古港密切相关。而早在2018年，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学者黄慧怡，就已率先在文献中发表了相关论述。近日，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听她娓娓道来这些“广东罐”的前世今生，以及它们是如何找到“娘家”的。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在广东寻找“广东罐”

收藏周刊：2022年7月初，广东南海区窑址考古工作重大成果公布，明确了南海I号沉船部分陶瓷器是在广东生产。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时心情如何？

黄慧怡：我当时十分兴奋！既高兴又激动！这个重大成果的公布，有三点重要意义。第一，它为世界考古学一直关注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所发现的中国货物产地问题, 特别是广东生产的陶瓷器，提供了考古实物及产地新证据。此前一直有诸多学者，就海丝所发现的中国瓷器产地，展开过大量讨论，但始终无法确定更多生产这类广东罐子的窑址发掘资料。第二，为古代中国与其他亚洲地区的陶瓷窑业技术交流及技术革新课题，提供关键信息。第三，为解开中国至南中国海贸易网络发现的沉船货物复杂的产地来源与各港口海陆运输系统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钥匙，它将解开很多在考古学界悬而未解的问题。

收藏周刊：我们在本次专题采访过程中也获悉，您于2018年的研究文章中，已率先提到，上述南海I号此类罐子“是广东佛山石湾窑及南海奇石窑的产品”。您为何会格外留意到这种情况？可以说说当时的发现和研究过程吗？

黄慧怡：其实，早在我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读研时，已开始关注唐宋时期广东陶瓷在沉船及海外的出土情况，2004年，我的《唐宋广东生产瓷器的外销》一文发表在《海交史研究》当年第1期。所以，这个“格外留意”，其实是我对广东陶瓷考古研究及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延续，以及本人长期的研究兴趣和工作方向。

在工作中，我发现香港很多考古遗址的宋代地层，都有来自广东特别是佛山石湾窑及南海奇石窑的陶瓷碎片，上面或有字，或有花纹，这引起了我的强烈探索欲望，希望能对广东窑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销地点一探究竟。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每年我都会带着学生到广州南越王博物院考察。我曾到佛山市博物馆、南海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及广东省博物馆等地进行考察，去看大量激动人心的广东陶瓷实物，在展厅流连忘返，把研究图录反复翻看。坦白说，广东海丝考古的资源真的很丰富！它们可以帮助我去与手头资料做比对，包括器型、装饰工艺和造型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比广州和香港考古遗址出土的资料，我发现南海I号出土的罐子，除了福建的产品外，也包含了广东佛山石湾窑及南海奇石窑的产品。因此，在2018年《中国石湾窑》专书发表的文章里，我集中论述了广州和香港以及海外有关印花罐的发现及比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了南海I号，出土自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水井、南海神庙和广州光孝寺的罐子，也是很重要的发现——其为这类罐子在生活起居和宗教生活中的使用情况提供了十分关键证据。我要特别感谢南越王博物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佛山市博物馆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为考察提供的大量帮助。

这次做了深入的考古发掘

收藏周刊：您所提及的这些南海奇石窑和早期石湾窑大罐，有何明显特征？

黄慧怡：通过对比大量海外、东南亚及中国地区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此类罐子的花纹，一类印有花卉装饰，一类有印章铭记，一些罐子腹部有波浪纹装饰；不少胎质较粗松，胎釉结合较差，釉层多剥落；釉色以青黄釉为主，还有淡青、深青绿、酱黄、酱褐、酱黑釉及无釉器——这些都是“广东罐”的特色。

收藏周刊：目前学界对于“广东罐”的说法是什么？用途有哪些？

黄慧怡：学界的这种说法，主要来自外国学者艾摩尔（Eine Moore）在1947-1967年对马来西亚沙捞越考古发掘出土明代以前进口中国陶瓷分类的统称。她主要根据不同的陶瓷器釉色和胎质地作分类标准，罐上花纹则如上所述一类印花卉纹，一类有印章铭记，有些罐上有波浪纹，它们在广州光孝寺、广东奇石窑都有相关发现。从罐铭所见，例如“清香”“百花春”等，可能是盛载液体，例如水、酒、酱油等，也可能用于盛放食物如腌菜、药草和茶叶，甚至陶瓷或其他货物。有日本学者认为它可能也盛载香料。

这种罐子的出土范围广，出土数量大，在居住遗址多以碎片可复原器的形式出现，完整器主要发现于墓葬和沉船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