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教授说，沈从文不但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还到过天津。他在微信中告诉我：“查了一下，虽然沈从文主编天津《大公报》，但来天津并不多，我在年谱中有记载的有四次，天津多为中转地。一九二三年八月间，第一次到北京，是在天津转北京的。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九至三十日，为乘船前往上海，在天津有两天时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来天津看望妹妹沈岳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逃难是从天津出发，在天津住的时间最长，大概住了十来天。”原来如此，于是就增加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信心。
一
沈从文与天津的关系当然主要是《大公报》。天津这座城市近代以来格外出名，在“被开放”之中又得风气之先，许多现代科技、文化、理念都是前卫的，新闻更是如此，中国第一份电报的新闻稿，就是从这里首先发出去的。《大公报》的创刊更是天下闻名，报名含义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则是“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可见在办报之初，这张新闻纸就确立了自己公正、启蒙、开放和为民代言的国民立场。
沈从文担任编辑之前，《大公报》已办有“文学副刊”和“小公园”两个文艺副刊。他接编“文学副刊”，并将之易名为“文艺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是1933年9月23日创刊的，编委会由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林徽因、邓以蛰等人组成，但其中大部分并不管事。日常的编务工作由沈从文主持，稿件也是在北平编好后，邮送到天津的报社发排。当然，他有时也会因处理编务，时而来往于平津之间。从此，他的文学生涯几乎与这份报纸的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沈从文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务工作，同时也成就了他的职业编辑生涯，实现了办刊、写稿的理想生活。他曾经说：“我成天都想有一个刊物办下去，不怕小，不怕无销路，不怕无稿子，一切由我自己来，只要有人印，有人代卖，这计划可以消磨我的一生。”给《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编稿、写文章上，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践心中的文学理念和主张。沈从文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个性和严肃性，打破传统的文人相轻和文坛沉积的条条框框，坚持注重文学风格，不遗余力地给这份报纸副刊扩大影响。
二
为什么会参与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这还要从他与京派作家及杨振声的关系谈起。沈从文和杨振声的关系相当之好，据资料统计，沈从文数次调转工作，都得到过杨振声的帮助。他得以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也是由于杨振声的推荐。
沈从文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离开北京去上海教书、写作以后，感到与海派都市发生了巨大的精神反差。在那个现代化快节奏的大都市，人们各忙各的，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个“乡下人”；上海的出版印刷业非常发达，杂志稿费也是精打细算，出版商盘剥作者注重盈利，文学与商业结缘，使得部分作家以“白相文学态度”行市，培养了一些利己主义的投机者。
沈从文与上海格格不入，那时候的他在精神上应该是很痛苦的。遥想当年从边城来到北京，追寻着五四新文学的召唤，民主与科学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还有就是在文学中探究生命和人性的价值。然而，到了光怪陆离、人情冷漠、极度商业化的大上海之后，这个“乡下人”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一是经济上的，他穷困潦倒甚至付不起房租，仅靠写文章赚钱，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何等艰难；二是思想上的，他不关心其他，只想写文章，专心于文学。因此在心理上当然会有压力，觉得上海不是自己所追求的文学殿堂，也没有那个理想的艺术小屋。
沈从文与好友胡也频、丁玲创办《红黑》杂志，他们在编辑理念上也不完全一致，况且杂志没多久就停刊了。特别是作为“左联五烈士”的胡也频牺牲后，他在精神上更是极度痛苦，后来即护送丁玲回湖南老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沈从文在上海的生活应该很不顺利，情绪也是压抑的，总之日子过得很不愉快。
再次返回北平后，1931年暑假，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到杨振声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两年后重新回到北平，经杨振声介绍参加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了，沈从文又经杨振声推荐，成了主持编辑的中坚力量。
三
仅仅过了一个月，沈从文根据在上海的种种教训、体会，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文章中，他指责上海的一些文人沾染了玩票儿、白相的习气。这篇文章掀起了轰动文坛的“京海之争”，并且在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是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的文章进行反驳，沈从文又发表了《论“海派”》，进行理论再申辩。根据他对上海文人的印象，罗列了“海派”作风中的造谣中伤、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等“名士才情加商业竞卖”的主要特点，进行讽刺批判。一时间，徐懋庸、姚雪垠、曹聚仁、胡风、鲁迅等许多作家都写了文章，其中以鲁迅的《京派与海派》最为有名，也最公允。鲁迅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场由沈从文引发的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绕不过去的重要论争。
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是沈从文创作生命的高峰期。他完成了《边城》和《湘行散记》等名著，一时间影响很大。苏雪林、刘西渭等都撰文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给予充分肯定，使他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地位。1935年9月，“文艺副刊”更名为“文艺”，由沈从文与萧乾合编。1936年4月至1938年3月停刊，“文艺副刊”编辑虽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然参与组稿和编辑。
《大公报》“文艺副刊”扶植了很多青年作者，为天津和全国造就了一大批文学新秀。1936年，《大公报》为纪念“复刊”十周年，开展了一次影响很大的“文艺奖”评选活动。评委有：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等人。这次评奖很有特色，不是简单地公布名单，请作者领奖就结束，而是还要提出评奖的依据。评委们不但要认真阅读推荐作品，提出自己的评审意见，在发布获奖名单时，还要公布对于具体作品的评论。报纸隆重推出的三位获奖新人是：芦焚（师陀）、曹禺、何其芳。
小说奖的得主，是芦焚（师陀）的《谷》；戏剧奖的得主，是生长于天津的青年剧作家曹禺的《日出》；散文奖的得主，是何其芳的《画梦录》，他那时担任南开中学的教师。这几位都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作者，后来也都成了知名作家。可以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这块文学沃土。
沈从文还特意为曹禺的《日出》撰写评论文章，题目是“伟大的收获”。他认为，《日出》“是一首诗”，写出了“烂熟了的都市”，“它的分量，它所孕育的观念，便显示作者一个伟大的未来”。这篇文章也许在写评奖推荐语的时候，就已经酝酿好了的。这也是沈从文写过的唯一的剧作评论。沈从文在《大公报》担任编辑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使“文艺副刊”全新改版、面目一新，他对“文艺副刊”本身的发展贡献良多，给天津的文坛带来深远影响。
四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早7点钟，沈从文撇下家小，同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一起，乔装改扮逃出北平。他们“搭第一次平津通车过天津”，那个时候车行缓慢，到达天津已是半夜了。同行的有杨振声、梅贻琦、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钱端升、张曦若、梁宗岱等人。他们一行就在天津打探消息，一直住到21日。这十来天的天津蛰居，虽然简要地记录在《〈湘西散记〉序》之中，其实还是应该进行深入挖掘的，其他几个人的作品和日记，都应该有线索可循，其中一些资料说不定会很有意义。
经历了抗战艰苦的磨难之后，沈从文依然情系天津，在教学和写作之余，他参与了复刊后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益世报》“文学周刊”的工作。他编辑了从1947年10月13日起的1—25期《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将编辑工作交给冯至，又接任了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一直延续到1948年11月。由于国内战事、报纸版面稀缺、经费紧张等原因，《益世报》“文学周刊”出版至118期便宣布停刊。
沈从文对报纸的文艺副刊，不但情有独钟，而且认真负责。从组稿、改稿、写稿，几乎都是一人所为，有人说，他北平的家就是他的编辑部。故而，沈从文有许多的编辑体会，他曾经写过一篇《本刊一年》的文字，道出心绪和经营文艺副刊的各个方面，他说：“其实刊物能生长，能存在，编排方式和内容水准，都使读者不大失望，是由四方面得来：第一是报纸主持人的眼光远大，常常牺牲了广告收入，始终维持刊物的一定篇幅。第二是作者的热诚帮忙，肯把文章源源寄来，且给了编者以最大自由和信托，用或不用能随意处理。第三是读者的宽容，因此五十余期刊物中，各方面文章都能够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且有二分之一以上作品，为北方新人作品（好几位少壮作家的作品，所得到的赞美，以及一年来的惊人进步，使编者亦分有了光荣）。第四是负责排字校对本版朋友的热诚认真，刊物能每期和读者对面，编排得明爽醒目，错字又少，这全是他们的功劳。”在《益世报》“文学周报”上，他还以书信的方式发表文章，为报纸编排、版式等提升空间不足向作者道歉，表示今后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这些编辑文字里，他没有说自己是如何的努力，而是一以贯之的担责，表现出为人的宽宏大量。
应该说，是《大公报》主持人的高瞻远瞩和经营底气，放手把这么重要的报纸的副刊，交给当时的文化人来编，为一批新的青年作者提供了成长园地，同时也为天津这座城市争得了荣誉，使《大公报》在现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文学艺术界有口皆碑、久享盛名。
人们常说，天津出歌唱家，而且为全国培养了许多曲艺、说唱界的人才。但其实，天津还走出过很多文学家、艺术家，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可惜我们总结的实在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