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斩获茅盾文学奖的《人世间》之后，今年年初，著名作家梁晓声又推出长篇新作《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小说以80后大学生求学、工作为线索，围绕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展开叙事。小说出版之后，获得广泛关注。

《中文桃李》是一部可以当作理论著作来读的小说。小说的题目首先就给人“反常”之感。“中文”在小说中显然指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上就是“文学”。这是个专有名词，没有任何诗意，很少被用于小说标题。“桃李”既喻指“栽培的后辈和所教的门生”，也喻指“人的青春年少”。“中文桃李”因此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小说的主人公：以李晓东和徐冉为代表的一群80后主修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小说的主题：在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大背景下，文学如何才能“青春年少”，或者说，文学如何才能与生活的“活力”保持关联？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作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用鲜活的故事对这一问题作了饱含情感温度的论证和回答。

80后具有特殊的含义。作为时代的标签，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大潮中成长的一代，同时也是见证经济大潮中文学日渐式微的一代。他们仍然持有文学理想，对文学饱含热情。这种理想和热情曾使他们在象牙塔内取得短暂的辉煌，创办文学刊物的成功使他们成为校园内万众瞩目的“明星”；而在象牙塔外却陷入了“重围”，曾经的辉煌和成功在校园外的规则下再难成为骄傲的资本。那么，如何“突围”？小说以这群80后“中文桃李”的人生选择给出了答案。梁晓声说，作为老师，他教过很多80后，自己的孩子也是80后，为80后写点什么，一直是自己的心念，想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我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他们身上没有那种‘顽主’气质”。

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常常有一种因错位而产生的张力，对抗并非可取之道。《中文桃李》选择了与现实的和解。和解并非屈服于现实，而是在保持文学理想的前提下融入现实。不难发现，《中文桃李》在情节结构方式上总是在设置一些冲突，这些冲突无不与“中文”这一专业相关；同时又在冲突中寻找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则使“中文”与现实达成和解。从“我”与父母婚姻价值观的冲突到最后的彼此接受、从“我”和徐冉的悲壮“北漂”到最后的回归故乡，以及“中文”还是“对外汉语”的专业选择、留省城还是回家乡的就业抉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冲突中的平衡。因此，结构上的平衡就成了文学与现实和解的隐喻。

《中文桃李》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以崇高理想为目的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新写实主义以琐碎日常生活为目的的个人小叙事，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一种尚未被命名的现实主义。文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执否”具有特别的深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对婚姻的承诺，“执否”则是对这种承诺的询问。小说中，作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解释：“执否”之“执”，意谓轻牵。不是“紧攥”和“不牵”，而是“轻牵”，关键在这一“轻”字。此一“轻”字既是爱情的“真”，也是文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度”。将文学理想化是凌空高蹈，已没有现实的土壤；而将文学矮化为日常生活却是当下正在面临的现实，如此一来，文学又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向度。那么，寻找一个中间的平衡点就是当前文学“突围”的突破口。

这个平衡点就是“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为人生”的价值定位。文学是“为人”的，这里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灵肉兼具的“现实的人”。文学教授“汪先生”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代言人，他不仅重提“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而且在教学中践行“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小说的最后，作者让作家“梁晓声”现身说法，做了一场《文学与人生》的讲座。讲座的失败，既嘲讽了那些脱离人生价值观照的作家作品，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理念。正如徐冉对她儿子所说：“文学在特殊年代还有点儿不一般。现在没什么不一般的，只不过就是种职业罢了。你爸的人生，现在仍靠文学那碗饭垫底儿，以后听你爸爸谈谈体会就行。”

文学何为？这是一个如文学一样古老的理论命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将“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强调文学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梁晓声立足于当下的现实，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文学何为”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回答。人具有价值维度，文学“为人生”的理念正是人的价值体现。这一回答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人生”总是具有历史具体性的人生；这一回答也符合白居易的理论主张，因为“人生”总是与具体的“时”和“事”联系在一起。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艺形式，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这是对文艺价值属性和历史属性的界定。《中文桃李》要表达的正是文学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对有意义人生价值的追寻与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