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来自英国的大卫•弗格森是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的资深翻译改稿专家。十多年来，大卫•弗格森一直认真负责、优质高效地完成各项英文编辑及译文润色工作。他曾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的英文翻译改稿润色。他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及外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荣获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及中国政府友谊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大卫•弗格森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

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资深翻译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采访  （摄影：李佳）

       中国网：下午好，弗格森先生。欢迎做客《中国访谈》。

       大卫•弗格森：主持人，下午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期待着与你进行交流。

       中国网：首先，祝贺您获得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及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两个奖项都由中国政府设立，旨在表彰为中国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您这次荣获这两个奖项，有何感受？

       大卫•弗格森：我有几点感受：首先，是惊喜。我是在8月份，才确信自己获得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所以最初的感受是惊喜。当然，能同时荣获这两个奖项，我十分自豪。我不确定之前是否也有人在一年之内同时获得这两项殊荣。据我所知，我的前同事，已故的外文出版社专家保罗•怀特先生曾经荣获这两个奖项，但我不确定他是否是在同一年获奖。

       除了感到惊喜与骄傲，参加相关仪式也是巨大的荣誉。例如，中国政府友谊奖由刘鹤副总理颁发，合照环节李克强总理参与了合影。奖章颁发、合影完成之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宴请，庆祝国庆节的到来，习近平主席也出席了宴请活动。

       中国网：恭喜您，因为对外国专家而言，这两个奖项确实很有分量。

       大卫•弗格森：我刚谈了拿到奖项的荣誉感，其实荣誉感的另一个来源，是自己成为了众多获奖者中的一员。中华图书奖特殊贡献奖的获奖者中，有出版界代表，写作行业代表，包括小说类和非小说类，有翻译界代表，也有像我一样的编辑行业的代表，涵盖了包括政治、艺术、社会、甚至儿童读物等在内的各种学科领域。

       友谊奖的获奖者中有18人出席了现场活动。2020年和2021年每年都有50人获得此奖，但是只有正在中国的获奖者们能前来现场参加活动。在这18位获奖者中，有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实际上，大部分获奖者都来自科技领域，这说明中国极其重视科技。我觉得大概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位获奖者没有从事科技工作。我很荣幸能与这些科技领域的获奖者们获得同一个奖项，因为他们用切切实实的成果，而不是语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探索发现，发明创造，他们创造出的成果让中国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能与他们共同获奖，我倍感荣幸。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与众不同的体验。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出版界、翻译界和编辑界的同行们打交道。因此，能和一群与我做着不同工作的人一起，很有趣。我发现，数学家研究的内容，我根本不了解。有些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比如环境科学，我有一定了解。有些人从事的学科，例如物理，对我来说就是难解的谜。

       中国网：但是翻译、出版就像一座桥梁，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也非常重要。

       大卫•弗格森：是的，确实如此。我们和文字打交道，而其他行业的人们和各种实物和材料打交道。我认为两者都非常重要。我之前曾受邀在图书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我提出的一个观点是，那些将自己视为中国的朋友、且具备语言能力的人，应该利用这种能力，帮助中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自己，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中国网：的确如此。您从事编辑、润色译文工作，但在很多人眼中，这项工作要做到一丝不苟，有时候甚至有些枯燥，而您已经从事这份工作十几年了。所以我认为，这一定是源于真正的热爱。这项工作既要求极高的语言造诣，也要求具备极大的耐心。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工作当中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大卫•弗格森：2008年我刚来到外文局时，在其所属的新闻信息网站，中国网工作。我当时是一名记者，既编辑新闻，也写新闻报道。当时我接触的新闻内容种类繁多，很有意思。我常有机会了解各个领域的故事，写涉及各种领域的文章。后来我在外文出版社做的工作也大致如此。但区别是我工作的对象由新闻变成了图书，所以我现在是编辑图书和自己写书。

       在处理政治性较强的材料时，确实比较枯燥，很不容易。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是语言。作为编辑，我在工作中发现了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犯的语言错误。有时候人们用的英语表达明显不正确，但是，想纠正这些错误却不那么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呢？由于我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花了大量时间，除了阅读材料，进行编辑和修改之外，我还会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存在什么问题？有时候表面上看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所以就编辑工作而言，即使是处理枯燥的政治性材料，也有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有时我也会有机会编辑有趣的书籍。比如，其中有一本书是通过图片的形式讲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故事，很有意思。就在不久之前，大约是今年或去年，我编辑了一本书，书的内容很吸引我，讲述的是党员模范谷文昌的先进事迹。谷文昌是上世纪40年代的农民运动领袖，他原本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受过教育，后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随军一路南下。此后，谷文昌担任了福建沿海东山县县委书记一职。谷文昌的故事引人入胜。做这样的工作极富趣味。所以即使涉及的领域是较为枯燥的政治性内容，也有其趣味所在。我本人也写书，我觉得写书也很有意思。写书让我有机会游遍中国，参观各种有趣的地方，去探索和发现。

       我现在也经常做讲座。我曾去过很多大学讲课，听众大多是口、笔译专业的学生。这也很有意思。让我感兴趣的工作内容有很多，而这些工作内容又相互联系，让我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享受工作。

       中国网：您是2006年来到中国的，到现在，您已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15年了。来中国之前，您心目中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大卫•弗格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游历四方的人。成年以后，也就是从1970年到2006年这35年里，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我的故乡——苏格兰以外的地方工作。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居住过，比如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也曾在美国居住生活过。我还在全球许多国家工作过，也学了几种语言。我走遍了世界许多地方，但不常去远东地区。虽然我曾在印度尼西亚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去过新加坡，但我并不怎么了解远东地区，对中国更是一无所知。中国太大了，离我又太遥远了，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中国。现在看来，当时我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不客观的，但是我知道，很多西方人都有相似的看法。

       我当时认为中国是一个广袤而贫穷的国家，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穿着廉价的中山装，备受压迫。当然，也有一、两个现代化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05年，当时，那时我还没有在中国定居。来到中国之后，我发现这里和我想得完全不同，这里有众多国际化大都市，人们穿着与我相似，甚至常见的品牌也和西方的一样。这和我之前的想象迥然不同，事实证明我之前的想象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的看法确实比较典型，好多从未去过中国、只通过道听途说的方式了解中国的西方人都是这样看中国的。

       中国网：在过去的15年里，您能看到中国的变化吗？

       大卫•弗格森：中国的确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让人叹为观止。但是因为我一直在中国生活，每天在我身边发生的变化在我看来可能不太明显，但总体而言，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显著的变化。

       比如我在吉林生活了2年，吉林当地在修建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在松花江边有一套公寓。从公寓向下眺望，可以看到松花江边的一个公园。跑步是我的爱好之一，所以我常去这个公园，沿着江边跑步。自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些年里，吉林一直在沿着松花江进行扩建。江边建了许多办公楼和新公寓，与此同时，公园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我生活在北京，这里也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在我看来变化很明显的一个领域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因为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三条地铁线路。包括中央环线2号线、穿行长安街的1号线、还有北环线13号线。我2008年来北京的时候，当时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已经在建8号线了。现在北京拥有庞大的地铁系统，而且北京的地铁系统比很多城市，比如伦敦的地铁系统要好得多，干净得多，现代化程度也高得多。北京地铁上还有无线网络，伦敦地铁可没有。

       除了不断扩张的地铁网络之外，总体基础设施、道路建设方面也有了不少变化。但是另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个人非常乐见的，是共享单车。因为我一直喜欢骑自行车，不喜欢开车，也不想在北京开车。能不开车的情况下我尽量不开。有一年夏天我回了苏格兰，秋天再回到北京时，随处可见橙色和黄色的共享单车。知道共享单车系统建立起来了，我感到激动万分。现在共享单车随处可见，用户也很多，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变化比较大的另一个领域是环境领域。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空气不怎么好。春天一刮风，经常会有沙尘暴。我写了一本书，你可能也听说过，书名叫《生态北京：绿韵新城》，讲述了国家层面和北京市为改善环境所做的努力。看到这方面发生了诸多的新变化，我就在2014年、2015年写了这本书。很多新情况我都是比较了解的，例如，通过实行更加严格的标准来控制尾气污染，由烧原煤转变为烧天然气、气化煤，从而控制发电站造成的污染。所以国家层面和北京市都做了大量工作，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现在如果你望向窗外，你会看到一片比较晴朗的天空。大多时候，北京的空气都非常干净。这是非常明显且积极的改变，对每一个人都有着重大影响。这里发生的各种变化真的太多了。

       中国网：您参与编辑或润色的很多作品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论著，这需要编者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包括中国的发展历史，施政理念及政治制度。那么，您是如何把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表达介绍给世界的呢？

       大卫•弗格森：从整体来看，首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经出版三卷了。第一卷可以追溯到2014年。那时，我已经做了6年的图书编辑，所以已经接触了很多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们的团队很庞大，包括翻译、高级翻译、定稿人，他们都是中国人，负责中文到英文的翻译工作，以及2位英文编辑。而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团队当中，我是唯一的英文编辑，这意味着我要承担更多的工作。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更容易，因为这样更便于我保持上下文风格的一致性。

       回到你的问题，阅读这些材料的确训练了你的思维，让你明白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什么。就内容而言，第一卷到第二卷再到第三卷（的思想和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在第一卷里，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到了第二、三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发展，这不仅仅是一系列思想，更是真正的哲学。第一卷到第三卷当中包含着不同领域的不同思想，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一套结构清晰的思想体系，也就是现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参与编辑、翻译工作的人基本上是同一个团队。我想我们的工作流程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和完善，所以我觉得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英文质量更好。

       在我参与第一卷的改稿工作之后，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让我给外文出版社没有参与该翻译项目的同事们做一个讲座，让我给他们讲中国的国家治理，这个话题庞大又艰巨，而且有点枯燥，不容易理解。但国家领导人不是喜剧演员，他的工作不是娱乐大众，而是在处理、思考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

       但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读，而且还要做一个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讲座。我绞尽脑汁，突然灵机一动，不把这些思想当成一个个不同的个体，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结构体系当中：从中国梦开始讲起，中国梦处于习近平的思想理念的引领地位。在此之下，是两个百年目标，其他的思想又在这一层之下。再下面是其他的思想和观点，例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在第一个百年目标下面。其他不同的发展理念又在更下面一层。所以实际上我做的就是把所有思想和理论填到一系列格子里，像组织结构图一样，让它变得更容易理解。这是我一直以来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路。

       中国网：所以要把每个单独的部分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

       大卫•弗格森：所有的理论、思想都可以在结构图当中找到其位置，你不必费力去记住它的名称，因为你知道它在结构图当中的位置，你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这就是我采取的方法。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大卫•弗格森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  （摄影：李佳）

       中国网：就语言来说，因为其中的许多词汇和表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如果翻译成英文，大家可能即使知道它的字面意思，但也不知道它真正表达的含义是什么。那么您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大卫•弗格森：这确实很不容易，中国人喜欢造固定搭配，当你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短语中总是包含数字，这很难处理，有时是二，有时是三、四、五……而其修饰的词几乎都不是可数名词。它们大多是不可数名词，还有副词、形容词、动词，但很少有可数名词。所以这不太容易翻译成英文。比如malfeasance（渎职）是不可数名词，但是我们有“四风”（the Four Malfeasances）。Uphold（坚持）是一个动词，但我们有“两个坚持”（Two Upholds）。

       所以这都让翻译这些词汇和短语变得很难，（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文和英文的词汇结构，词形结构都不同。你可以把中文里的动词当作可数名词使用，这没有问题，但翻译到英文时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转变一下思维。认真思考一下这些固定搭配是非常有帮助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可以考虑先用英文表述出来，再翻译回中文，可能这样更便于理解。我和我的同事，翻译工作者都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这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其实您也是一位作家，著有《发现苏州》，《生态北京•绿韵新城》《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等多本畅销书。您写的许多书都介绍了中国的城市和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化。您为什么想到要写这些书呢？

       大卫•弗格森：我是应邀写的这些书，当然我对此深感荣幸。我个人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借此机会我可以环游中国，到许多有趣的地方考察。创作这些书的过程也很有趣，因为我总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江苏南通的。你知道南通在哪里吗？如果我给你一张空白的中国地图，你能指出南通在哪里吗？

       中国网：有点困难，我只是知道它在江苏省。

       大卫•弗格森：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因为南通大概属于中国的二线城市。有意思的是，它就在上海旁边。所以这座城市确实容易被忽视，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小城市。很多人都很难在地图上一下子找到南通的位置。而在海外，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南通。但南通是我的故乡——苏格兰面积的两倍，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张謇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张謇行行精通，他是学者，是清末的状元；他是政治家；他是书法家和艺术家；他还在50多岁的时候成为了商人。在民国时期，他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作为，被流放到南通做生意。而当时的南通，基本上就是盐沼之上的一个村落。张謇让南通变成了富足的城市，并在此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帝国。他还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天文台，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以及一座剧院。可以说他从无到有，建起了一座城市。南通现在是中国纺织工业的中心之一。

       这个精彩的故事我之前并不了解，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段故事。但是其实我只花了几天就了解了南通的这段历史。我当时去南通是为写这本书做实地考察，大概也只待了两、三个星期。所以我的书并没能展示南通的全貌，也不是完整的南通历史，而是关于张謇的故事。这是这本书的前半部分。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讲述了一系列企业家的故事。他们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坚持创业，他们的企业最后都成为了成功的跨国企业。所以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这些企业家们的故事都很吸引人，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长的，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成年之后，彼时的中国商业环境及管理体系薄弱，他们必须自学如何创建和经营企业。其中一位企业家，曾带着当地的纺织品远赴罗马尼亚。他还随身带了一本书，是用铅笔写的，上面有用拼音标注的罗马尼亚词汇。这就是他的单词本。他就背着一个背包去了罗马尼亚。但不久之后，他建立了一个跨国的纺织企业。我当时交谈的对象还包括不少和他经历相似的企业家。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只是他们的故事的一个缩影。我听了太多有趣的故事，遇到了太多优秀的人。

       中国网: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工作、生活和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