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会进一步诱发其他危机吗？
简军波：粮食危机是众多全球性问题的一环，在全球各类问题相互依赖状态下，粮食危机会否引发其他问题甚至重大危机的发生？比如，长期的食品短缺是否会引发一些地区的难民潮或者社会动荡，乃至一些国家政治生态的急剧改变？
白伊维：最直接的后果是，没有完全粮食自给自足的欧洲国家已对所谓丧失粮食主权感到担忧。有些欧盟国家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表示异议，尤其是那些倾向支持农业生产“缓和增长”和全球自力更生的政策等。粮食自给自足和粮食安全会成为欧盟成员国内部疑欧、宣扬主权主义政治力量的新的议题，加剧国内右翼选民对布鲁塞尔的不满。毫无疑问，在粮食、汽油价格上涨不断刺激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民众要求欧盟避免减少农业产量并恢复危机前产量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
周玉渊：粮食危机在一些国家往往会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在这些国家，粮食危机本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特定时期，粮食危机又引发或激活了民众对本国政府和现状的不满。
2020年以来的粮食危机与2007-2008年间的粮食危机有很多相似性，例如2007-2008年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从94.2上升到117.5，而2020-2021年，这一指数从95.8上升到127.4。在非洲，粮价和油价上涨是引发社会抗议甚至政治动荡的重要诱因，2008年塞内加尔等国的社会动荡、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8年苏丹巴希尔政府倒台等都是例证。因此非洲国家存在一条从燃油危机到经济危机，再引发发展危机直到发生政治危机的潜在社会矛盾传导链，值得关注。
然而，粮食危机只是诱因，其是否会引发其他危机，根源仍在于国家的政治、治理和发展问题。从当下看，大部分非洲国家政府对粮食安全还是给予了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是担心其可能引发政治社会动荡以及难民等连锁问题。总体上，目前粮食安全问题引发非洲出现大规模政治动荡的概率不高。非洲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多种危机叠加，即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债务危机和发展危机，这一现实如果持续存在，其引发政治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大概率上升。
邹志强：中东地区粮食价格具有高度的社会与政治敏感性。历史上多次发生因削减基本食品补贴、食品价格上涨而引发民众不满和抗议游行，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背后，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引发民众不满，进而爆发革命导致政权更迭，俗称“大饼革命”。因此，中东国家政府基本延续了高比例的食品补贴传统，不敢轻易提高基本食品价格，将控制通胀、维护食品价格稳定作为优先任务。同时，海湾产油国、欧洲国家和国际机构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对面临粮食危机的约旦、黎巴嫩等国提供资金援助。目前来看，此次粮食危机还不至于明显影响到中东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稳定。
粮食危机怎么破？各方在行动，俄与欧美互相指责
简军波：面对当前粮食问题，欧洲和其他受影响地区国家将会如何应对或处理？比如欧洲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和农业补贴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其它地区有相应财政资源进行支持吗？或者我们再回到加剧粮食危机的俄乌冲突上来，为解决目前粮食安全困局，俄乌双方应该如何做？
白伊维：面对当前粮食危机，欧盟采取了紧急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破产，因为农民面临着生产成本的指数式增长（尤其是畜牧业），并补偿他们对黑海盆地植物蛋白依赖降低带来的损失。
另外，根据农业对不同成员国重要性的差异，欧盟委员会为欧盟农业发放了5亿欧元紧急援助，由各国决定如何分配。法国将支持其畜牧业，波兰将用于购买投入品和肥料。在继续遵守欧盟共同市场平等竞争情况下，欧盟取消对某些农品生产补贴上限也是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还鼓励成员国优先投资其国家战略计划，以减少对化石燃料和原料投入的依赖。
张亚宁：面对出现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和供应链动荡，欧盟采取了一揽子应急措施和其他中长期措施。首先，欧盟委员会3月23日提出了一系列应急举措，包括5亿欧元的农业援助、放宽成员国对本国农业补贴的法律限制，暂缓执行部分农业绿色转型的欧盟法规。其次，欧盟也在同成员国协商调配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75亿欧元闲置资金来补贴农民。最后，从长期看，欧盟也试图加快推进《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最终签署，从而使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以提高粮食供应链的韧性。
于敏：4月28日，欧委会批准了西班牙1.69亿欧元的国家援助计划，用于支持牛奶生产部门，缓解俄乌冲突导致的饲料和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另外，欧委会还批准了比利时690万欧元的国家援助计划，用于支持农民开展有利于环境和气候的可持续农业实践，如减少化肥施用，等等。
马斌：减轻俄乌冲突对粮食市场的冲击是化解全球粮食危机措施的一部分，不过只能部分缓解，不能真正解决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粮食危机，且效果也主要体现在短期而非长期。作为国际粮食市场重要成员，俄乌双方相向而行能给缓解当前粮食危机带来积极影响。俄罗斯与乌克兰需要在粮食出口运输方面达成短期特别安排，尤其是解决黑海运力所受限制。实际上，乌克兰正积极与罗马尼亚、波兰等邻国协调，尽力开通铁路、公路等新陆地粮食运输线路。对俄乌双方及欧美等相关方而言，降低“粮食问题政治化”的意愿，放弃“粮食问题政治化”的举措，都有利于应对和缓解当前粮食危机。
贺嘉洁：在稻米价格低迷局面下，目前东南亚大米出口国（特别是越南和泰国）有寻求联手提高大米出口价格、惠及国内稻农的想法。泰越两国有可能会再次提出建立大米出口卡特尔，增加在环球市场的议价能力。但这一做法很难奏效。因为大米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出售的话品质会下降，同样会影响稻农收入。
更重要的是，印度作为最大稻米出口国在国际大米出口市场上占40%左右份额，而泰越两国合计仅占26%左右。目前印度无意参加越泰商议中的大米卡特尔，也没有收到来自两国的邀请。如果泰越两国联手推高大米价格，对价格敏感的非洲国家将转向购买印度大米，反而有利于印度大米出口。
谢超：短期来看，印度经济对本国粮食出口有相当程度的依赖。到2021年，印度农业及相关产业占其GDP总量20%以上，吸纳了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就业。粮食出口在印度国民经济占有重要地位，是出口创汇和保证农业人口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印度经济无法承受大幅降低粮食出口带来的冲击。印度2022年雨季来得比往年更早，丰沛的雨水有望提振印度水稻和油籽等农作物产量。
周玉渊：非洲国家的粮食及燃油等基本用品进口在国家进口中占很高比重，鉴于其粮食安全对民生问题和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影响，非洲国家非常重视俄乌冲突以来的粮食安全问题。
一方面，它们不得不动用国家有限财政采取各种措施满足国内粮食供应、应对粮食价格上涨、提供粮食救助，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及探索全球粮食供应链恢复的举措。5月底，非盟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萨勒、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与欧盟领导人对话，其主要主张包括：
第一，敦促欧盟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释放粮食储备，确保贸易、市场和粮食走廊通畅，警告欧洲国家领导人应高度重视粮食短缺和大范围价格飞涨可能带来的灾难，也呼吁欧盟等领导国际协调，避免重复行动。第二，投资非洲农业。包括加大欧盟和非开行合作，推动法国“粮农振兴行动”与非开行紧急计划的进展，推动对非洲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和供应能力。第三，尽快建立新的粮食走廊，加强不同方案之间协调。
6月3日，萨勒和法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核心就是如何确保粮食走廊问题。然而，与欧美国家指责当前粮食安全问题是由俄罗斯发起冲突和对黑海港口封锁引起相对应，俄罗斯则将当前粮食供应问题归咎于西方制裁。普京建议可以走白俄罗斯，要求拆除乌克兰布设的港口水雷。普京的提议得到了非洲国家的理解，萨勒在社交媒体上也呼吁欧美国家放松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邹志强：中东国家目前普遍采取了加息措施来遏制通货膨胀，向地区产油国和国际社会寻求粮食融资援助，并寻找更为多元化的粮食进口渠道等。
国际组织、“产粮大户”能为纾解粮食困局做些什么？
简军波：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多边机构都呼吁重视当前粮食危机。国际多边机构在应对当前粮食危机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
马斌：国际多边机构的协调是应对当前粮食危机的关键措施之一，尤其是在缓解俄乌冲突背景下的“粮食出口政治化”、“粮食问题政治化”等方面，离不开国际多边机构的参与和斡旋。
张亚宁：当前全球众多农产品出口国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已有的农产品供需失衡问题。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协调粮食出口国为人道主义组织及其援助项目（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出口限制豁免，从而确保中东与北非等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脆弱地区的基本粮食保障。
周玉渊：国际多边机构包括粮农组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是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的重要机构。一方面，多边机构应充分释放已有的机制和工具，尤其是重点重视最脆弱人群的粮食短缺问题，避免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另一方面，多边机构应该发挥国际协调作用，为全球主要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提供对话和有效方案平台。
简军波：作为粮食出口国家，像印度、美国、土耳其和巴西等这些“产粮大户”或关键国家在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上能否有所作为？
谢超：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印度的外交选择与欧美国家有着明显温差，导致欧美一段时间以来对印度外交姿态十分不满。欧美国家热炒粮食危机并影射印度限制小麦出口有囤积居奇之嫌。其实印度在全球小麦出口市场尽管份额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不到1%，其小麦绝大部分用于国内消费，以及作为战略库存以备灾年和平抑国内粮价上涨。国际市场关注印度粮食出口，主要还是关注印度政府是否会进一步限制稻米出口。目前印度是世界第一稻米出口大国，2021年印度大米出口量为2119万吨，占比超过41%，这让印度在粮食出口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粮食出口正在成为印度扩大影响和大国竞争的工具，例如对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粮食出口，包括埃及等国家，还有就是阿富汗以及次大陆地区粮食出口援助，都有助于扩大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不过印度当前政策主要是确保自身粮食安全。印度宣布限制小麦出口只是一个预防性措施，以应对俄乌冲突延宕带来的粮食供应和价格不确定性。
从长期来看，提高农业生产率有望增加全球粮食供应。比如印度的耕地超过1.55亿公顷，远超过中国可耕地面积，但生产率还不到我国一半，印度粮食生产能力也有很大潜力待挖掘。
于敏：美国农业部（USDA）和国际开发署近日宣布用艾默生人道主义信托基金全部余额应对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粮食安全挑战，共6.7亿美元，其中2.82亿美元支持采购美国食品，支持非洲6个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国家采取紧急粮食行动；3.88亿美元用于支付海陆运输，装卸和其他相关成本。
另外，美国将从乌克兰援助金中拨款5亿美元补贴本国农民，用于增加小麦产量，包括4亿美元临时营销援助贷款，1亿美元的作物保险奖励金。巴西驻世贸组织大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提出设立食品和农资运输紧急走廊，缓解对俄罗斯制裁和中国防疫政策带来的影响。
邹志强：由于俄乌冲突带来的海上封锁和国际制裁，严重影响了粮食运输和贸易渠道畅通，土耳其希望在打通俄乌粮食出口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积极与俄乌商量开辟“粮食出口走廊”，目前还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仍需更大、更广泛的国际努力。
善自身也兼济天下：中国能做些什么？
简军波：让我们回到中国。面对目前局面，中国应如何应对？目前农业政策和对外农业贸易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于敏：我国可从多方面着手应对当前粮食问题。一是通过政策创设，提高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底线。二是扩大进口准入范围，拓展进口来源渠道，加大加快粮油进口以增加国内粮油储备，防范未来数月供应不畅和价格波动风险。三是加强对国内粮油贸易企业的引导和规范，稳定国内粮油市场。四是加强供应链支持，落实商务部等14部门《关于内外贸一体化试点通知》，支持商贸物流企业走出去，整合市场资源，建立国际化营销、物流网络。
张亚宁：中国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帮助非洲渡过粮食危机这一问题上有外交需求、外交责任和外交能力。
首先，受俄乌冲突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上升，与欧盟及部分周边国家的外交摩擦增多。因此，在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是改善当前我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的破局点之一。
其次，中国一贯坚持对非友好，并且非洲国家在此次乌俄冲突中的超然立场与中方有较大交集。因此，帮助非洲缓解粮食危机的负面影响，支持非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能够显著增加我国外交腾挪空间。
最后，中国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且与俄罗斯与欧盟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可以与非洲国家一道敦促欧盟确保制裁措施不对农产品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并加大对非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同时呼吁俄罗斯在维护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于宏源：我国已经从粮食受援国向粮食援助国、从净引资国向净投资国转变。例如，中国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合作对南苏丹提供粮援，实施学校膳食计划。中国政府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对非洲五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向受到疫情和蝗灾影响的有关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也为阿富汗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此外，我国还积极引导向非洲等粮食欠发达地区传播粮食种植技术，通过在东道国设立跨国粮农企业带动当地粮食经济发展。
国际人道主义救济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利路径，也是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应有之义。从中国粮食援助实施效果来看，虽遭受部分国家质疑，但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同。
周玉渊：粮食安全问题主要集中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要倚重，因此中国应该在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上发挥更大作用。基于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在推动粮食走廊等全球粮食供应链问题上也具备一定的政治资源。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通过双多边方式向急需粮食援助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峰会等平台为粮食走廊、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应对提供中国方案。
邹志强：对中国来说，应既加强与国际组织、中东非洲等脆弱地区的多边组织合作，在开辟多元粮食进口来源等方面牵线搭桥；也可推动G20发挥全球治理效能，共同反对粮食保护主义和制裁等单边做法，促进畅通全球粮食贸易渠道。